本文发表于《出版科学》2023年第2期，作者为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全职博士后、讲师胡宏超。文章题为《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动态成因与治理启示——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的分析》，属于理论分析性学术论文，而非单一原创实证研究。全文旨在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作为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生成过程中的多元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并据此提出以遏制源头为目标的治理思路。

文章首先指出现有研究多聚焦于虚假信息的传播与治理，而对虚假信息为何以及如何生成这一前期环节关注不足。尽管已有研究从平台特征、用户心理、技术环境等角度探讨虚假信息的成因，但总体缺乏系统性与统一的理论框架。行动者网络理论强调异质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中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平等作用，适用于分析社交媒体等网络信息环境中的复杂互动现象。因此，作者将其引入虚假信息生成研究，以弥补现有研究的理论缺口，并为治理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依据。

在理论分析部分，作者将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生成过程中的行动者网络划分为四层，从微观到宏观逐层展开。第一层网络是用户与信息的基本连接。社交媒体用户基于个人存在感、情感支持、形象管理和社会资源等需求，利用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生产虚假信息。用户群体既包括专业内容生产者，也包括数量庞大、缺乏严格把关的原生态用户。群体心理、社会传染和网络社群的组织化进一步加剧了虚假信息的复制与扩散。第二层网络是人—技术—信息联结系统。媒介技术决定虚假信息的内容表现，信息编辑技术如深度造假（deep fake）扩展了虚假信息的操作空间，节点互动技术使人与信息、人与人之间形成新的连接关系，人工智能与社交机器人的应用使虚假信息传播节点不再局限于人类用户，通信技术的发展则提升了虚假信息的传输速度与容量。第三层网络是流动交融的环境要素。注意力资源的稀缺与流量经济的驱动使部分内容生产者不惜制造虚假信息以获取经济利益，“标题党”和“营销号”等现象由此产生。后真相（post-truth）社会语境的蔓延削弱了真相生产的秩序与机制，普通公众缺乏专业信息筛选能力，更易受情绪和直觉影响，从而为虚假信息的生成与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第四层网络是“转译”（translation）的组织化与产业化。虚假信息灰色产业链与规范管理组织构成两个相互竞争的核心行动者。产业链上游涉及虚假信息的设计与制造，下游面向平台和公众进行发布与传播，产业链内部通过利益目标实现行动者之间的协调与联结。规范管理组织包括社交媒体平台、政府多个部门以及立法机构，三者之间存在合作与监督关系。产业链与规范管理组织通过转译过程争夺行动者网络中的有利位置，二者的动态对抗决定了虚假信息生成与治理的现实状态。

基于上述四层网络分析，作者从用户、技术、环境与产业四个维度提出治理启示。用户维度上，应增加虚假信息的生产成本。通过完善社交媒体平台的惩罚机制和强化法律法规的约束作用，可以降低用户生产虚假信息的动机。平台可采取扣除积分、短期禁言等措施，法律层面则根据虚假信息的内容与后果追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技术维度上，应加速虚假信息的智能识别。事实核查（fact-checking）作为相对成熟的识别手段可结合智能技术实现升级；通过识别操纵性措辞、含糊词语和语调等风格特征，可以推断信息意图并辅助判断虚假信息；对传播网络进行数据建库、追踪传播源、识别重复参与传播的账号以及利用机器学习区分人类用户与社交机器人，也有助于从主体层面识别虚假信息。环境维度上，应维护和谐的网络生态。一方面，在信息过载背景下需依靠监管主体的整顿与清扫，同时提升用户的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增强公众辨别虚假信息的能力，研究表明信息素养可以显著增加人们识别虚假新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需破解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恢复正常的内容市场竞争秩序，抑制后真相与流量经济对网络生态的侵蚀。产业维度上，关键在于打破利益枢纽。虚假信息产业链的形成以共同利益为目标，治理应首先辨明产业链的利益指向，尽可能降低利益可得性；其次应从需求行动者入手，追踪管控购买虚假信息服务的行动者，增大购买成本，从产业链消费者一端介入并瓦解虚假信息生成的关系网络。

文章的理论贡献在于将行动者网络理论引入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研究，为理解虚假信息生成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框架。其应用价值在于以遏制虚假信息源头为导向，将理论分析落脚于具体的社会问题，从不同层次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中寻找治理突破点。文章强调，虚假信息的生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类行动者连接互动的集体行为结果，因此治理也需要从多维度协同推进。整体来看，本文为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动态成因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解释，并为后续研究与治理实践提供了具有参考价值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