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为谢登科（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与李旭（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合作撰写，发表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网络首发于2026年5月9日）的学术论文。该文属于法学领域，具体聚焦于诉讼法学与数据法学的交叉研究，探讨了数字时代背景下，民商事诉讼中当事人自行收集境外电子数据（即“私人取证”）所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研究的背景在于，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与涉外民商事案件激增，境外电子数据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日益关键，但其“易删除、易修改、易复制”的“三易”特征及涉外属性，使得传统的取证与认证方式难以适应高效、合法的需求。本文旨在系统剖析现有境外电子数据私人取证路径的困境，并深入论证一种新兴的数字化取证机制——“跨境取证型可信时间戳认证”的优势与适用限度，以期为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提供指导。

论文核心论点一：传统“破网取证”面临合法性缺失与真实性认定困难的双重困境。 作者首先指出，实践中当事人常因缺乏合法国际联网信道，而采用虚拟专用网络（VPN）等技术“翻墙”访问境外网站取证，即“破网取证”。这种方式虽便捷经济，但存在根本性缺陷。其一，合法性困境：根据我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建立或使用其他信道进行国际联网。因此，“破网”行为本身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依据《民诉法解释》第106条，以违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属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文中引用了“潘某与g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法院即以此为由未采纳相关证据。尽管有法院尝试将“破网行为”与“取证行为”区分审查，或采取“重真实性、轻合法性”的策略（如“公证式破网取证”），但都无法消解“破网”行为的违法本质，且公证机构依法不得对违法方式获取的证据进行公证，相关公证书存在被撤销的风险。其二，真实性认定困境：由于法院自身通常也无法通过“破网”方式核实证据真伪，导致通过此途径获取的境外电子数据往往因“真实性无法核实”而不被采信。即使结合了保全电子数据公证，其证明效力也仅限于取证行为的真实性，难以保障电子数据内容的真实可靠，且公证程序本身在应对电子数据技术特性（如清洁性检查）方面存在短板。因此，“破网取证”并非可行路径。

论文核心论点二：传统的“公证-认证”制度在应对境外电子数据时存在固有局限与时代挑战。 作为境外证据的法定证明方法，“公证-认证”制度具有证明性、层级性和限定性特征。但其应用于境外电子数据时，弊端凸显：1. 时空局限与电子数据易变性的矛盾：当事人需亲赴境外，在公证机构和使领馆的固定工作时间办理手续，流程冗长，无法满足电子数据易被篡改、删除所要求的及时性取证需求。2. 成本高昂与电子数据海量性的矛盾：按件收费的公证认证费用，加上国际差旅成本，使得针对大量电子数据的维权行为经济负担过重，可能导致“正义受阻”。3. 公证主体非专业性与电子数据科技性的矛盾：传统公证依赖人工感知，公证员往往缺乏信息技术专业知识，难以有效识别电子数据是否通过木马、黑客等手段被篡改，其证明力主要限于形式真实性，对内容真实性的保障有限。此外，尽管我国加入《取消外国公文书认证要求的公约》（即《海牙公约》）简化了部分公文书的认证流程，但其适用范围有限，且对于大量非公文书性质的电子数据，传统“公证-认证”的弊端依然存在。

论文核心论点三：“跨境取证型可信时间戳认证”作为一种数字化应对方案，凭借三重优势有效回应了跨境取证需求。 在批判传统路径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数字化解决方案——“跨境取证型可信时间戳认证”。这是一种集取证与认证于一体的机制，其核心优势体现在：第一，建立“全天候网络”（24/7 network），满足及时性与经济性需求。该机制提供线上化、自动化的服务，突破物理时空限制，允许当事人随时随地进行取证认证，大幅降低了时间与金钱成本，特别是节省了差旅和人工公证的高昂费用。第二，提供合法化的国际联网信道，保障取证行为合法性。该机制的关键在于其内嵌了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的国际联网信道。这使得当事人无需借助非法的VPN，即可通过合法渠道访问境外网站取证，从根本上解决了“破网取证”的违法性问题。文中引用了“某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法院认可了通过此种合法信道取得的YouTube网站视频证据的合法性。第三，采用技术性鉴真方法，应对真实性证明难题。该机制深度融合了可信时间戳技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可信时间戳是法定的电子数据鉴真方法。其技术原理在于结合权威时间源、哈希值（Hash）计算、数字签名等技术，确保电子数据自认证时起内容不被篡改。而“跨境取证型”更进一步，集成了虚拟机、同步录屏、自动化认证等技术，实现了取证与认证的同步化，防止取证过程中的数据篡改，并保证了证据保管链条的完整性，从而为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背书。

论文核心论点四：必须理性看待“跨境取证型可信时间戳认证”的适用限度，明确其信任背书的边界。 作者强调，该新兴机制并非万能，其作用存在明确的边界：1. 主要为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及电子数据的形式真实性提供信任背书。它通过合法信道解决了取证合法性问题；通过技术手段确保了电子数据自固定后未被篡改（形式真实）。但它原则上无法直接证明电子数据的实质真实性（内容本身是否为真）和关联性。例如，它无法保证境外网站原始发布的内容信息本身就是真实的。2. 对证据关联性的保障有限。关联性主要取决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在案件发生时即已确定，时间戳的事后添加无法创造关联。不过，由于真实性与关联性存在联系，保障了数据的真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其作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联系的可信度。3. 仍需遵循法定证据审查程序。即使采用了该机制，当事人仍应在法庭上对证据进行质证，法院也需当庭验证哈希值等，不能仅凭认证书就直接采信。4. 服务提供方需承担监管责任。取得国际联网许可的机构需建立内容审核机制（如人工“背对背”双重审核），防止用户利用合法信道进行违法活动或传播有害信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数据的内容合法性提供了间接保障。

论文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在理论上，它系统梳理并深刻剖析了境外电子数据私人取证领域的核心矛盾，即效率、成本与合法性、真实性之间的张力，并对“公证-认证”制度在数字时代的局限性进行了反思。同时，它结合最新司法实践，对“跨境取证型可信时间戳认证”这一新兴事物进行了开创性的法学理论阐释，明确了其技术原理、法律效力及适用边界，丰富了电子数据取证与认证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本文为诉讼当事人、律师提供了一条清晰、合法的跨境电子数据取证路径指引，有助于降低维权成本、提高举证效率。为司法机关审查此类证据提供了明确的判断标准和分析框架，有助于统一裁判尺度。也为公证机构、第三方存证平台等服务机构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参考，即拥抱技术，开发合法合规、高效可靠的数字化取证认证服务。本文的研究紧跟数字法治前沿，回应了司法实践中的迫切需求，对推动涉外民商事诉讼的现代化、保障数字经济时代的司法公正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