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是一篇关于福利资本主义与幸福感关系的原创研究论文。以下是对该研究的详细介绍：
作者及发表信息
该研究由Chris Deeming和David Hayes共同完成，两人均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研究于2012年发表在期刊 jnl soc. pol. 上，DOI为10.1017/s0047279412000499。
学术背景
研究的核心科学领域是社会科学中的比较政策研究，特别是福利国家理论与幸福感的关系。长期以来，社会科学家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体系可以分为不同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福利资本主义的不同模式（如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人口幸福感的影响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然而，关于这些福利模式如何具体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多层次分析，探讨不同福利国家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揭示其对社会政策发展的意义。
研究流程
研究的主要流程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研究使用了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的数据，特别是2000-2005年间的第四和第五波调查。样本涵盖了18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共有近30,000名受访者。数据经过加权处理，以确保每个国家的样本具有代表性。
变量定义与模型构建
研究将幸福感定义为受访者自我报告的“幸福感受”，并将其重新编码为二分类变量（“幸福”和“不幸福”）。研究采用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modelling）来分析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模型包括个体层面的变量（如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收入和教育水平）和国家层面的变量（如人均GDP、失业率和福利国家类型）。
福利国家分类
研究基于Esping-Andersen的福利国家理论，将福利国家分为社会民主主义、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三种类型，并进一步结合Castles的分类，增加了一个“激进”类型。研究通过多层次模型，分别分析了这三种分类对幸福感的影响。
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MLwiN软件进行多层次逻辑回归分析。模型首先建立了一个基线模型（null model），随后逐步加入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量，最后引入福利国家分类变量。通过这种方式，研究能够量化不同福利国家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控制其他变量的干扰。
主要结果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个体层面变量的影响
女性比男性更不容易感到不幸福；已婚者比单身者更幸福，而分居者则是最不幸福的群体。全职工作者的幸福感最高，失业者的不幸福感最高。年龄与幸福感呈U型关系，中年群体（35-54岁）的不幸福感最高。收入与幸福感正相关，低收入群体的不幸福感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
国家层面变量的影响
人均GDP较低的国家，其居民的不幸福感是较高GDP国家的两倍。失业率较高的国家，其居民的不幸福感也显著增加。
福利国家类型的影响
在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如瑞典和挪威）中，居民的幸福感最高。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如德国和意大利）的居民不幸福感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2.3倍。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如美国）的居民不幸福感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两倍。激进福利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居民不幸福感是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2.2倍。这些差异在统计上均显著。
结论与意义
研究结果表明，福利国家类型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在提升居民幸福感方面表现最佳。这一发现为社会政策的设计和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支持了通过集体福利措施来促进社会幸福感的政策方向。研究还揭示了多层次分析在量化福利国家影响方面的优势，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研究亮点
1. 重要发现
研究首次通过多层次模型量化了不同福利国家类型对幸福感的影响，揭示了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在提升幸福感方面的显著优势。
方法创新
研究采用多层次模型，能够同时分析个体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量，有效控制了混杂因素的影响，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政策意义
研究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证依据，支持通过扩大社会福利和减少不平等来提升整体幸福感。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还讨论了福利国家理论在当代的适用性，特别是在福利缩减和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如何维持集体福利的挑战。此外，研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包括在金融危机后的紧缩时代重新评估福利国家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探索福利国家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化。
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实证分析，揭示了福利国家类型与幸福感之间的复杂关系，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