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四川师范大学的Aga Rehamo教授与美国华盛顿大学的Stevan Harrell教授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Theory and practice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China: lessons from Liangshan Yi Autonomous Prefecture》于2020年发表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期刊第23卷第10期。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中国凉山彝族自治州双语教育“两种模式”（two models）的实证调查，评估其成效，诊断其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适应新时代社会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的改革方案。本研究植根于教育人类学与双语教育研究领域，其背景在于中国在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unified, multiethnic state）的框架下，长期推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旨在保障少数民族发展自身语言文化的权利。然而，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以及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普及，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存续构成了巨大挑战，形成了“中国语言帝国主义”（Chinese linguistic imperialism）与多元文化理想之间的根本性张力。研究者选择凉山作为案例，是因为该地区的诺苏（Nuosu，彝族的一个支系）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音节文字（Nuosu bburma），且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府在此开展了系统性的彝汉双语教育实践，其成败对于理解政府在快速社会变迁中维护语言多元化的能力具有典型的“测试案例”（test case）意义。本研究的具体目标包括：评估双语教育项目的既定目标；审视这些目标是否与当前凉山的社会语言现实相适应；分析项目实施的具体效果（如课堂教学、教材使用、师资培训等）；并最终为双语教育的未来改革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括问卷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课堂观察。研究流程主要分为前期准备、实地调查与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三个阶段。研究团队于2016年10月10日至23日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开展了短期密集型田野调查。

在第一个主要流程——研究设计与实地调查中，研究团队精心选择了调查地点与对象。为了捕捉凉山核心区（彝族人口占比70%-99%）与边缘区（彝族人口占比30%-50%）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差异，研究选取了西昌市（边缘区）以及盐源县、甘洛县、雷波县（边缘区），以及昭觉县、美姑县、喜德县（核心区）作为调查区域。共计访问了17所学校，涵盖了实施“第一种模式”（一类模式，即除汉语文和英语课外，其他科目主要用彝语授课）和“第二种模式”（二类模式，即大部分科目用汉语授课，仅开设彝语文课）的学校，并包括了小学、初中、高中以及城乡不同社区的学校样本。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学生和教师。研究团队向所选学校的高年级小学生（5-6年级）、初中生和高中生发放了中文问卷，共回收3500份学生问卷，最终经筛选获得3066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8.1%。其中92%为彝族学生（基本为诺苏），6.3%为汉族，1.7%为其他民族。同时，向所访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发放问卷，共回收350份，有效问卷290份，有效率为85%。此外，研究者对每所学校的行政人员与教师进行了非结构化的深度访谈，探讨他们对双语教育政策的看法及教学实践经验。在实地访问期间，研究者还对9节彝语授课的课堂进行了观察。

在第二个主要流程——数据分析中，研究团队对收集的定量与定性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问卷数据在统计学教授徐晓燕和毛秀珍的协助下，使用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处理。分析内容聚焦于几个关键维度：彝族学生家庭与学校的语言使用情况、学生对双语教育的态度和自我评价、双语教育“两种模式”的实施现状（包括课程开设、学生彝文读写能力、考试成绩）、教材使用情况、师资状况（数量、培训、课堂语言选择）以及各相关方（学生、教师、家长）对双语教育必要性的看法。访谈记录和课堂观察笔记则用于对定量数据进行三角验证和深度解释，以理解数据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

本研究取得了丰富且具有揭示性的结果，这些结果层层递进，共同指向了对现行双语教育体系效能的批判性评估。

首先，关于语言使用景观的调查结果显示，凉山社会的语言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与双语教育项目设立之初（20世纪80年代）的设想出现脱节。数据显示，56.7%的彝族学生在家只使用彝语，32.6%双语并用，仅10%仅使用汉语。然而在学校，这一模式发生逆转：仅13.1%只使用彝语，58%双语并用，28.4%只使用汉语。这表明教育过程正在促使彝族学生转向双语化。同时，学生的汉语自评能力也较高（73.5%认为自己优秀或不错）。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教师在课堂上高度依赖汉语：62.4%的彝族教师在课堂上只使用汉语，32.5%双语并用，仅4.5%主要使用彝语。这强烈暗示，在实践中，双语教育更多地服务于从彝语到汉语的“过渡性”（transitional）目标，而其“保持性”（maintenance）目标——即维护和发展彝语本身——则被严重边缘化。

其次，关于“两种模式”实施现状的结果揭示了项目在结构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结构上，“第一种模式”严重萎缩。名义上的“一类模式”学校和班级，除彝语文课外，其他科目几乎全部用汉语授课，实质上已蜕变为增加了少量彝语文课的“二类模式”。实践上，双语教育效果堪忧。问卷调查显示，在“一类模式”学生中，仅有58.4%的人能阅读较多或基本能阅读彝文；而在“二类模式”学生中，这一比例骤降至13.2%，且有28.9%的学生完全不识彝文。学生考试成绩也印证了这一点：例如在甘洛县几所乡村小学的小升初考试中，学生的彝语文平均分普遍低于汉语文学科平均分。研究者将这些问题归因于几个具体因素：教材陈旧过时，多为汉语教材的直译，缺乏本土文化内容，对师生缺乏吸引力；师资严重短缺且培训不足，许多学校彝语文教师被抽调去教“主科”，合格的双语教师（尤其是能用彝语教授数理化的教师）匮乏；最关键的是，激励机制缺失。在初中和高中的升学考试中，彝语文成绩不计入作为录取依据的总分；在高考中，对“二类模式”学生，彝语文虽有最低分数要求，但分数不计入总分，导致学生、家长甚至学校都缺乏认真对待彝语教育的动力。

第三，关于双语教育必要性的态度调查结果呈现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情感上支持的声音非常强烈。大多数彝族学生（80%以上）认同应继续说彝语、保持彝族文化，并希望学校增加彝族文化课程。教师和学生在问卷中也普遍认为双语教育在凉山仍有重要性。这体现了对语言文化遗产的深厚情感依恋和对“ enrichment ”（丰富性）目标的渴望。但另一方面，在工具理性层面，支持却非常薄弱。访谈中，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表现出强烈的“语言工具主义”（linguistic instrumentalism）倾向，他们质疑在升学、就业高度依赖汉语能力的现实中，投入大量精力学习彝语的实用价值。一位彝族校长的话颇具代表性：“如果只学彝语，这些孩子以后怎么办？……现在流行文化都是汉语的。”这种情感认同与实际效用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双语教育的文化传承理想在当前的考试与就业压力下显得“不切实际”。

基于以上详实的调查结果，本研究得出了核心结论：凉山彝汉双语教育的“两种模式”体系已陷入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该体系最初设计时兼具“过渡性”和“保持性”双重功能，但如今，随着彝族学生汉语能力的普遍提高，“过渡性”功能的需求正在减弱；而旨在维护语言的“保持性”功能，则在汉语普及和国家一体化的浪潮中举步维艰。尽管当地人对母语教育抱有情感上的需求，但这种需求更多地转向了文化“丰富性”层面。如果现行教育实践不进行根本性改革，仅具过渡功能的双语教育可能最终会成为加速语言消亡的工具。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它通过扎实的实证研究，具体而微地揭示了一个宏观政策（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在特定地方情境中遭遇的复杂挑战，生动展现了国家多元文化理想、全球化力量、地方语言生态以及个体功利计算之间的多维互动。其应用价值则直接体现在所提出的系统性改革方案上。研究者没有止步于批判，而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三种形式”（three formats）取代过时的“两种模式”的构想：格式一，为有志于从事彝语教育、研究、传媒等专业领域的学生提供从幼教到大学的、真正的彝语沉浸式教育，培养完全双语人才；格式二，在彝族聚居区的学校，开设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彝语文必修课，兼具过渡与部分双语功能，并加入本土文化内容；格式三，开展“社区双语教育”，由教育或语言部门与民间组织合作，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及社区课堂等形式，在更广泛的人群中推广彝语读写，实现文化丰富性目标。此外，报告还提出了配套的“认真对待双语教育”的实践措施，核心是将彝语文成绩以一定权重纳入各级升学考试总分，以此建立关键激励机制；同时改革教师招聘与培训、编写融入本土文化的现代教材等。

本研究的亮点突出。在研究发现上，它清晰揭示了双语教育中情感认同与工具理性之间的深刻矛盾，这一发现具有普遍的理论启示。在研究方法和流程上，其混合研究方法设计严谨，样本选取兼顾核心与边缘、城乡、不同学段和不同教育模式，保证了研究的代表性和深度。数据分析将量化统计与质性洞察有机结合，有力支撑了结论。在研究视角上，它不仅进行了效果评估，更将双语教育的目标、社会语言景观的适配性以及实施效果三个层面进行联动分析，提供了更全面的诊断框架。最后，其提出的“三种形式”改革方案，跳出了对旧有模式的修修补补，体现了基于现实的前瞻性思考，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实践者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