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童年虐待与忽视通过自我同情影响双重伤害的独立路径的学术研究报告
本研究由Yanxia Mao（洛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Zhongguang Xie、Liying Zhang 以及通讯作者Wenchao Wang*（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实验心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共同完成。研究成果以《Internalized Criticism and Absence of Care: Separate Pathways from Childhood Abuse and Neglect to Dual Harm via Self-Compassion》为题，于2026年2月10日发表在学术期刊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上。
一、 研究背景与目的
本研究的科学领域属于发展精神病理学与临床心理学交叉领域，聚焦于童年逆境对成年初期心理与行为问题的长期影响机制。研究背景基于几个关键观察：首先，非自杀性自伤（Non-Suicidal Self-Injury, NSSI）和网络攻击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日益普遍，且两者常共同发生，这一现象被称为“双重伤害”（Dual Harm）。其次，童年期虐待（Childhood Maltreatment）是已知的导致NSSI和攻击行为的重要风险因素。然而，既往研究多将不同类型的童年逆境（如虐待与忽视）合并为一个累积风险指标，这模糊了不同类型逆境可能通过不同心理机制影响后续行为的可能性。McLaughlin和Sheridan提出的“逆境维度模型”（Dimensional Model of Adversity）为此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该模型区分了“威胁”（Threat，如虐待）和“剥夺”（Deprivation，如忽视）两类核心逆境维度，认为它们可能通过不同的发展路径导致不同的心理病理结果。
在此理论基础上，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究童年虐待（威胁）和童年忽视（剥夺）如何通过影响个体的自我同情（Self-Compassion）这一核心情绪调节构念，进而分别导致NSSI（自我指向伤害）和网络攻击（他人指向伤害）这两种行为。自我同情被概念化为包含积极自我同情（自我友善、普遍人性观、正念）和消极自我同情（自我评判、孤立感、过度认同）两个相对独立的维度。研究者假设，虐待和忽视可能对这两个维度产生差异化影响：虐待可能通过内化批评者声音，直接加剧消极自我同情；而忽视则可能因缺乏养育和关爱，阻碍积极自我同情的发展。这两种不同的自我关系模式，进而可能分别增加个体采取自我伤害或攻击他人作为情绪调节手段的风险。
因此，本研究的具体目标是：1）检验童年虐待和忽视对六个月后的NSSI和网络攻击行为的独立预测作用；2）检验自我同情（积极与消极维度）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特别假设存在差异化的中介路径：即童年虐待主要通过增强消极自我同情来预测双重伤害，而童年忽视主要通过削弱积极自我同情来预测双重伤害。
二、 研究流程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为期六个月的纵向设计，包含两个时间点的数据收集。
流程一：基线调查与参与者筛选（时间点1，T1） 研究于2022年10月在中国中部一所大型公立大学进行。初始采用整群便利抽样，招募了大一和大二的学生班级参与。共有3720名本科生提供了知情同意并完成了基线问卷。所有程序均获得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在T1，研究者使用《童年创伤问卷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Short Form, CTQ-SF）作为筛查工具。为了丰富样本在关键预测变量上的变异，提高检测与结果变量关系的统计效力，研究者设定了一个筛选标准：仅保留在至少一种虐待或忽视亚型（情感虐待、身体虐待、情感忽视、身体忽视）上得分达到“低至中度”阈值的参与者进入纵向随访。性虐待维度因文化敏感性和报告率低的问题在本研究中被排除。最终，符合筛选条件的参与者构成了后续分析的潜在样本池。
流程二：追踪调查（时间点2，T2） 六个月后（2023年4月），研究者通过班级协调员重新联系了所有T1符合条件的参与者，邀请他们完成后续调查。由于正常的学业流动（如毕业、调查时缺席），样本存在流失。流失分析显示，参与T2调查的参与者与未参与者，在T1的所有研究变量（童年虐待、忽视、自我同情）及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上均无显著差异，表明流失是非系统性的，随访样本能代表初始筛查队列。
流程三：最终样本与测量工具 最终用于分析的纵向样本包含2301名大学生（女性1127人，占53.3%；男性1174人，占46.7%），年龄在18至23岁之间（平均年龄18.94岁）。研究使用以下标准化量表进行测量： 1. 童年虐待与忽视（T1测量）：使用CTQ-SF。根据逆境维度模型，将情感虐待和身体虐待子量表分数相加，合成“童年虐待”变量；将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子量表分数相加，合成“童年忽视”变量。分数越高表示虐待或忽视越严重。 2. 自我同情（T1测量）：使用中文版自我同情量表（Self-Compassion Scale, SCS）。为避免将自我同情视为单一维度，研究者计算了两个独立的合成分数：“积极自我同情”（自我友善、普遍人性观、正念三个子维度的平均分）和“消极自我同情”（自我评判、孤立感、过度认同三个子维度的平均分）。 3. 非自杀性自伤（T2测量）：使用中文版《自伤行为陈述量表》（Inventory of Statements About Self-Injury, ISAS）的第一部分，评估12种常见NSSI行为的频率。 4. 网络攻击（T2测量）：使用修订版《青少年网络攻击量表》（Adolescent Cyber Aggression Scale, ACAS）的中文版，评估过去六个月内公开型和关系型网络攻击行为的频率。
流程四：数据分析流程 数据分析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路径分析，使用Mplus 8.3软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首先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和变量间的皮尔逊相关分析。主要分析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构建直接效应模型，检验T1的童年虐待和忽视对T2的NSSI和网络攻击的直接预测作用，同时控制性别和年龄的影响。第二步，构建完整的中介模型，将T1的积极自我同情和消极自我同情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检验它们是否中介了童年虐待/忽视与双重伤害结果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的显著性通过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5000次重复抽样）进行检验。所有路径均指定为从T1预测变量指向T2结果变量。
三、 主要研究结果
结果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为后续假设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T1童年虐待与T1消极自我同情、T2 NSSI及T2网络攻击均呈显著正相关，但与T1积极自我同情无显著相关。T1童年忽视与T1积极自我同情呈显著负相关，与T1消极自我同情呈弱负相关，与T2 NSSI和网络攻击均呈显著正相关。积极自我同情与消极自我同情呈正相关，支持了它们既相关又独立的构想。积极自我同情与两个结果变量（NSSI和网络攻击）均呈负相关，而消极自我同情与两个结果变量均呈正相关。NSSI与网络攻击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支持了“双重伤害”概念的有效性。
结果二：童年虐待与忽视对双重伤害的直接效应 在控制了性别、年龄以及另一种虐待类型后，直接效应模型显示：T1童年虐待能显著正向预测T2的网络攻击和NSSI。同样，T1童年忽视也能显著正向预测T2的NSSI和网络攻击。这表明，无论是威胁型（虐待）还是剥夺型（忽视）的童年逆境，都是导致后续自我伤害和他人伤害行为的独立风险因素。
结果三：自我同情的中介作用——差异化路径的验证 完整的中介模型拟合良好。路径系数揭示了清晰且差异化的中介模式： 1. 童年虐待的路径：支持了假设H2a。童年虐待显著正向预测消极自我同情，但对积极自我亲情的预测不显著。在纳入中介变量后，童年虐待对NSSI和网络攻击的直接效应变得不显著。Bootstrap分析显示，童年虐待通过消极自我同情对NSSI和网络攻击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即，童年虐待程度越高，个体的消极自我同情（自我评判、孤立、过度认同）水平越高，进而导致其六个月后更频繁地从事NSSI和网络攻击行为。 2. 童年忽视的路径：部分支持并超越了假设H2b。首先，童年忽视显著负向预测积极自我同情，即忽视程度越高，积极自我同情水平越低。Bootstrap分析证实，童年忽视通过积极自我同情对NSSI和网络攻击产生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这意味着，童年忽视通过削弱个体自我友善、接纳的能力，从而增加了双重伤害的风险。其次，出现了一个未预期的发现：童年忽视也显著负向预测消极自我同情，并通过消极自我同情对NSSI和网络攻击产生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这表明，在控制了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后，更高的童年忽视与更低的消极自我同情相关，而这又与更低水平的伤害行为相关。研究者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这可能反映了严重忽视导致的一种情感麻木或自我意识发展停滞，使得个体甚至缺乏进行强烈自我批判的复杂内省能力，但这并非健康的标志，因为它与积极自我同情的严重缺失并存。
这些结果逻辑清晰地串联起研究流程：首先证实了两种童年逆境对双重伤害的独立预测力；进而通过中介模型揭示，这种预测关系是通过影响个体内在的自我关系模式（自我同情）来实现的，并且虐待和忽视影响了自我同情的不同侧面，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险路径。结果直接回答了研究问题，并支持了基于逆境维度模型和双重伤害认知情绪模型提出的理论假设。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得出结论：童年虐待和忽视通过情感上截然不同的路径增加大学生双重伤害的风险。虐待如同“火上浇油”，通过培育消极自我同情（内化的批评与孤立），驱使个体伤害自己和他人。忽视则如同“釜底抽薪”，通过剥夺发展积极自我同情（自我关怀与理解）的机会，使个体在面临痛苦时缺乏内在的避风港，同样容易导致伤害行为。两条路径最终汇合于行为失调的河流。
其科学价值在于：1）理论推进：实证支持并拓展了“逆境维度模型”，将威胁与剥夺的差异影响具体映射到自我同情的不同维度及后续行为结果上，深化了对童年逆境异质性影响机制的理解。2）机制澄清：验证并详细阐述了“双重伤害的认知情绪模型”中关于早期逆境通过塑造核心认知情绪图式（本研究中的自我同情）影响行为的具体路径，强调了自我指向和他人指向伤害的共享脆弱性因素。3）文化贡献：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验证了这些路径，为理解中国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提供了本土化依据，特别是在强调学业成就、情感表达可能受限的育儿文化下，忽视的影响值得特别关注。
其应用价值显著：1）评估与筛查：提示高校心理健康服务应常规筛查童年逆境史，并注意区分虐待和忽视类型。2）精准干预：为临床干预提供了精准化方向。对于有虐待史的个体，治疗应直接针对其内化的严厉批评者，采用如慈悲聚焦疗法（Compassion-Focused Therapy）来化解羞耻感、培养自我慈悲。对于有忽视史的个体，治疗重点则应是帮助其从头建立自我关怀、自我安抚的基本能力。3）预防教育：可在大学健康促进项目中普遍融入自我同情的精神教育和技能训练，作为预防NSSI和网络攻击的缓冲剂。
五、 研究亮点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与局限
研究也坦诚指出了若干局限性：1）所有数据均基于自我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差和社会赞许性偏差。2）虽为纵向设计，但中介变量与预测变量在同一时间点测量，更理想的设计应分三个时间点分别测量逆境、中介变量和结果变量。3）排除了性虐待这一重要维度。4）仅控制了年龄和性别，未考虑其他潜在混淆变量（如社会经济地位、共病精神症状）。5）模型拟合指数中的RMSEA值略高。
基于这些发现和局限，研究者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采用生态瞬时评估等微观纵向设计考察日常动态；开展针对不同逆境史个体的差异化干预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从童年期到成年期的更长程追踪研究；以及进行跨文化比较，检验这些中介路径的文化普适性。这些建议为后续研究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