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两孩政策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影响》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翟振武教授（通讯作者）、李龙博士研究生和陈佳鞠博士研究生合作完成，发表于《东岳论丛》（Dong Yue Tribune）2016年第2期（第37卷），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71490731）资助。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标
研究领域聚焦人口政策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少儿比例下降、老龄化加速（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0%）、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自2012年起持续缩减。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生育政策调整成为社会焦点。本研究旨在量化评估全面两孩政策对中国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劳动力供给及老龄化趋势的中长期影响，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撑。

研究方法与流程
1. 数据基础与模型构建
- 采用2014年全国千分之一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建立分人群分要素回推预测模型。
- 目标人群界定：通过政策对比法，扣减原政策下已符合二孩条件的育龄妇女（如农村“一孩半”政策覆盖群体），推算政策调整后新增目标人群规模。

1. 生育势能释放模拟

   • 生育分布假设：目标人群二孩生育服从5年均匀分布，结合“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经验（2014-2015年释放约250万生育势能），预估全面两孩政策下2016-2020年累计出生堆积规模。
     
   • 总和生育率（TFR）测算：通过反推法得出政策实施初期TFR峰值达更替水平（2.1），随后降至1.8，长期稳定在1.7左右。
     

2. 人口预测对比分析

   • 设置两种情景：维持原政策不变（对照）与全面两孩政策（实验），预测2015-2050年人口指标。
     
   • 核心指标包括：总人口规模、少儿人口（0-14岁）比例、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规模及比例、老年人口（60+岁）抚养比。
     

主要研究发现
1. 人口规模与拐点延迟
- 全面两孩政策使总人口峰值推迟3年至2028年（14.5亿人），较原政策方案（2025年峰值14.15亿人）多增3500万。2050年人口规模差异达9800万（13.83亿 vs 12.85亿）。

1. 年龄结构变化

   • 少儿人口：2022年出现短期高峰（2.61亿人），较原政策方案高31%（2040年差距最大达4800万）。少儿抚养比2027年达峰值29.2%，加重短期抚育负担。
     
   •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下降趋势减缓，2050年较原政策多5000万人（7.1亿 vs 6.6亿），但比例无显著改善（2032年后均低于50%）。
     
   • 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不受政策影响（2050年均为4.7亿），但政策使老年人口比例降低2.6个百分点（34.0% vs 36.6%），高龄化（80+岁）程度减轻0.6个百分点。
     

2. 抚养负担动态演变

   • 总抚养比2050年达95%（原政策为90%），呈现“先少儿主导、后老年主导”特征：2025年前少儿与老年抚养比持平（各约30%），2040年后老年抚养比飙升至66.2%，成为主要压力源。
     

结论与政策启示
1. 结构性矛盾缓解有限
全面两孩政策通过新增出生人口短期内改善人口金字塔底部收缩，但无法逆转老龄化趋势。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仍比2015年减少2.3亿，需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对劳动力缺口。

1. 政策过渡价值显著
   “单独两孩”作为政策缓冲，有效分散生育堆积（2016-2017年高峰较全面两孩的2018-2019年提前），为公共服务资源调配争取时间。

2. 后续改革方向
   研究建议2050年前推出鼓励性生育政策，并将养老服务体系优化作为应对老龄化的核心路径，而非依赖生育政策调整。

研究亮点
1. 方法创新：首次采用分人群分要素回推法量化政策累积势能，避免传统队列要素法的过度平滑问题。
2. 长期视角：揭示政策对60年后老年人口规模的滞后影响，明确其“治标不治本”的特性。
3. 数据验证：结合国家卫计委二孩申报数据（截至2015年5月145万例）和住院分娩统计，增强预测信度。

争议点与补充
- 研究假设城乡生育意愿趋同，但后续调查显示城市二孩意愿（约40%）显著低于农村（60%），实际TFR可能低于预测。
- 未考虑教育成本、性别平等观念等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这些变量在后续研究中被证实影响显著。

（注：全文严格遵循术语规范，如“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 TFR）”“抚养比（Dependency Ratio）”等均在首次出现时标注英文原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