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项大规模多队列研究揭示了在非传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s, NCDs）确诊后，健康行为长期维持过程中的显著社会经济梯度。该研究由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孙艺（Sunyi Wang）、张越（Yue Zhang）、周亚冠（Yaguan Zhou）、徐小林（Xiaolin Xu） 研究员，以及伦敦大学学院和赫尔辛基大学的Mika Kivimäki 教授共同完成，并于2025年发表在 BMC Medicine 期刊上，题为《社会经济地位与非传染性疾病诊断后健康行为的长期维持：一项多队列研究》（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long‑term health behaviour maintenance after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diagnosis: a multicohort study）。这篇原创研究论文为理解健康不平等在疾病管理长期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本研究聚焦于公共卫生与流行病学领域，核心关注健康行为维持与社会决定因素。其学术背景源于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挑战：人口老龄化导致以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部疾病和癌症为主的NCDs患病率持续上升，这些疾病造成了全球约四分之三的死亡。尽管生活方式干预对于NCDs的二级预防和长期管理至关重要，世界卫生组织（WHO）也推荐保持体育锻炼和戒烟，但已有研究表明，患者在确诊后改变并长期维持健康行为非常困难，且相关研究多局限于短期随访（通常为6个月至3年）。与此同时，大量证据表明，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低下与NCDs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密切相关，也与不健康行为（如缺乏运动、吸烟）的更高流行率相关。然而，大多数关于SES与健康行为关系的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或单一国家数据，无法评估SES对行为变化动态过程的影响，也限制了结论在不同社会经济和政策背景下的普适性。更重要的是，虽然近期一项多队列研究发现，较低的SES与NCDs确诊前后健康行为改变的可能性降低有关，但SES在确诊后长期维持这些有益行为改变中的作用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关键知识空白，利用跨越多个国家的大型纵向队列数据，探讨以下具体问题：1）个体在NCDs确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持健康行为（体育锻炼和不吸烟）；2）不同的SES指标（教育水平、家庭总财富及综合SES）如何与这些行为的维持情况相关联。
本研究采用了前瞻性多队列研究设计，其详细的工作流程可概括为五个主要环节：数据来源与参与者选择、暴露与结局定义、统计分析模型构建、一系列稳健性分析，以及结果的解读与呈现。
第一环节是数据来源与参与者选择。研究汇集了来自全球老龄化、健康和政策计划（Gateway to Global Aging）框架下五个大型前瞻性队列的个体水平纵向数据，涵盖17个国家（欧洲多国、美国以及东亚的中国和韩国）。这五个队列分别是：美国健康与退休研究（HRS）、欧洲健康、老龄化与退休调查（SHARE）、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LSA）、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以及韩国老龄化纵向研究（KLOSA）。所有队列均采用可比的全国代表性抽样（45岁及以上社区居住成年人）、标准化问卷和每两年一次的数据收集程序，确保了数据的可比较性。研究纳入了在2002年至2021年间，自报被诊断出至少一种主要NCDs（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癌症）的参与者。研究的基线期定义为确诊后的最初2年。在此期间，那些报告了有利健康行为（即进行体育锻炼或不吸烟）的参与者被纳入分析。其中，“体育锻炼活跃”定义为每周运动超过一次；“非吸烟者”定义为当前不吸烟。随后，对这些基线期有健康行为的参与者进行为期4年的随访（即另外两次调查波次），以评估其行为的维持情况。最终，经过排除年龄超过85岁、随访数据不足以及关键变量缺失的个体后，共有8518名参与者被纳入最终分析。其中，在基线期有6629人体育锻炼活跃，7588人为非吸烟者，5699人同时具备这两种有利行为。
第二环节是暴露与结局的定义与测量。本研究的主要暴露变量是SES，在基线期通过两个指标测量：教育水平（分为初级/0分、中级/1分、高级/2分）和家庭总财富（Total Household Wealth, THW，按队列内四分位数分为四组，最低组为0分，最高组为3分）。研究还构建了两种综合SES评分：一是将3类教育水平和4类THW组合成12个组别；二是将教育得分和THW得分相加，得到一个0到5分的总和SES得分，并将其进一步分为四类：低SES（0分）、中下SES（1-2分）、中上SES（3-4分）和高SES（5分）。研究的主要结局是健康行为在4年随访期间的维持情况。具体定义了三种分析情景：1) 在基线期体育锻炼活跃者中，随访期间是否变为“不活跃”；2) 在基线期非吸烟者中，随访期间是否变为“吸烟者”；3) 在基线期同时保持体育锻炼和不吸烟者中，随访结局分为四类互斥状态：维持两种行为、仅变为不活跃、仅变为吸烟者、两种行为均失效。
第三环节是核心统计分析。研究采用逻辑回归模型（对于二分类结局）和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对于四分类结局）来评估各个SES指标与健康行为维持之间的关联，计算比值比（Odds Ratio, 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在分析教育水平或THW的独立效应时，模型相互进行了调整（即分析教育时调整THW，反之亦然），以分离其各自的影响。对于总和SES得分，则未同时调整单项指标以避免多重共线性。所有模型均调整了年龄、性别和研究队列等混杂因素，并在分析体育锻炼时调整了基线吸烟状况，反之亦然。
第四环节是一系列补充与敏感性分析，以验证主要结果的稳健性。这包括：1) 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汇总各独立队列的特定研究结果，并评估异质性；2) 按年龄、性别和确诊前行为状态进行亚组分析；3) 进行敏感性分析，例如针对单一NCD类型分别考察关联，以及评估短期（2年）和长期（4年）随访下的关联是否一致。
本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清晰且具有剂量反应关系的主要结果，系统地回答了其研究问题。
首先，关于健康行为维持的总体情况。在确诊NCDs后最初2年保持体育锻炼活跃的6629名参与者中，有1477人（22.3%）在后续4年随访中未能维持，变为不活跃。在确诊后最初2年为非吸烟者的7588名参与者中，有154人（2.0%）在随访期间复吸或开始吸烟。这揭示了即使在疾病诊断这个“可教育时刻”后启动了行为改变，长期维持依然是一个巨大挑战，尤其是体育锻炼的维持。
其次，SES与体育锻炼维持的关联呈现显著的梯度。无论是教育水平还是家庭财富，均与停止体育锻炼的风险呈剂量反应关系。例如，与高等教育水平者相比，仅具初级教育水平的参与者在随访期间变得不活跃的几率高出94%（OR=1.94， 95% CI: 1.64–2.30）。与THW最高四分位数组相比，最低组的风险高出74%（OR=1.74， 95% CI: 1.46–2.08）。综合的总和SES得分梯度更为明显：与高SES组相比，低SES组变得不活跃的几率高出228%（OR=3.28， 95% CI: 2.51–4.28），中下和中上SES组的风险也依次递增。这表明社会经济劣势越明显，维持体育锻炼的能力越弱。
第三，SES与维持不吸烟状态的关联同样存在。虽然总体复吸/开始吸烟的比例较低，但社会经济梯度依然显著。THW的关联尤为明显：与最富裕组相比，最贫困组变为吸烟者的风险高出93%（OR=1.93， 95% CI: 1.18–3.15）。总和SES得分也显示出剂量反应关系，低SES组相比高SES组风险增加191%（OR=2.91， 95% CI: 1.36–6.20）。
第四，对于基线期同时保持两种健康行为的参与者，SES的影响模式依然一致。在那些随访中仅失去体育锻炼习惯但仍保持不吸烟的群体中，低教育水平者（相比高等教育）的风险高104%（OR=2.04），低THW者（相比最高THW）的风险高71%（OR=1.7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低总和SES评分者相比高SES组，出现“仅失去体育锻炼”这一结局的风险高出262%（OR=3.62， 95% CI: 2.71–4.84）。
这些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分析得到了支持。Meta分析显示各队列间的关联方向一致，尽管效应大小存在一定异质性。亚组分析表明，SES与行为维持的关联在不同年龄、性别及确诊前行为状态的群体中普遍存在，只是在某些亚组（如55-75岁女性在体育锻炼方面，55-65岁男性在吸烟方面）关联更强。敏感性分析也证实，针对特定NCD类型或不同随访时间点，核心结论基本不变。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结论：在NCDs诊断后的健康行为长期维持方面，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梯度。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尤其是综合SES得分低的个体，在确诊后4年内停止体育锻炼或开始/复吸烟草的风险增加了两倍以上。这表明，个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是其能否在患病后长期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键决定因素。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均十分突出。在科学价值上，它首次通过大规模、跨国、长期随访的纵向数据，系统证实了SES不仅是NCDs发生和短期行为改变的影响因素，更是行为长期维持的强预测因子。这深化了我们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理论的理解，将健康不平等的视角从疾病发生和即刻行为反应，延伸到了慢性病管理的持续性过程中。研究采用的“总和SES得分”和多种互补分析策略，为衡量复杂的社会经济构念及其与健康行为动态变化的关系提供了方法学参考。在应用价值上，研究结果为NCDs的二级预防和健康公平政策提供了关键证据。它强烈提示，在制定针对NCDs患者的行为干预和支持策略时，必须充分考虑其社会经济处境，实施“公平导向”和“患者中心”的医疗实践。例如，在社区层面，应在弱势社区优先建设可及的锻炼设施、提供补贴性体育活动计划、建立基于同伴支持的戒烟小组。在临床层面，应为低SES患者提供更符合其健康素养水平的沟通与决策辅助、延长咨询时间、进行主动随访。在政策层面，需要直接针对社会经济障碍，如通过代金券、交通补贴、覆盖戒烟药物费用等方式，进行资源倾斜，以缩小健康不平等。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重要的研究发现：明确了SES是NCDs患者长期维持健康行为的独立且强大的预测因素，风险梯度显著。第二，研究设计的新颖性与优势：采用了多队列、多国、长期纵向设计，样本量大（8518人）、随访时间长（确诊后最长6年）、涵盖地域广（17国），大大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和普适性，超越了以往多数横断面或短期单国研究的局限。第三，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聚焦于“确诊后已表现出健康行为”的特定人群，专门探讨“维持”这一更具挑战性的阶段，而非泛泛研究行为改变，使研究问题更具深度和临床管理针对性。第四，分析方法的严谨性：通过构建综合SES评分、进行相互调整、开展丰富的亚组和敏感性分析，全面、深入地揭示了SES与行为维持之间的复杂关系。
此外，研究在讨论部分也提出了可能的机制解释，例如高SES个体通常拥有更高的健康素养、自我效能感，能获得更多的社会与健康资源（如技术支持、临床护理），而低SES个体则可能受限于健康信息、社会支持、时间和财务约束以及不利的邻里环境。研究也坦诚地指出了自身的局限性，如依赖自我报告数据、未考虑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方案、行为测量较为粗略（二分类）、样本主要代表中高收入国家等，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最终，研究强调，需要在社会、临床和政策多个层面采取针对性干预，将社会经济因素纳入NCDs管理策略的核心，这对于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减少健康不平等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