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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诱导的分子机制及应用

期刊: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DOI:10.1038/s41392-024-01809-0

关于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s)技术与应用的综述报告

本文是由Jonas Cerneckis1,2, Hongxia Cai1 和 Yanhong Shi1,2(通讯作者)联合撰写的一篇综述文章,三位作者均来自美国加州杜阿尔特市希望之城贝克曼研究所的神经退行性疾病系及生物科学研究生院。该综述发表于《信号转导与靶向治疗》(Signal Transduction and Targeted Therapy)期刊,于2024年正式在线发布。

这篇综述旨在系统性地介绍和讨论诱导多能干细胞技术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领域的巨大潜力与最新进展。文章的主题集中于两大方面:1)iPSCs产生的分子机制与诱导方法;2)iPSCs在体外模型构建、药物开发和细胞疗法中的广泛应用。通过梳理该领域的关键历史发现、核心分子机制以及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作者希望向读者展示iPSC技术的巨大通用性和未来前景。

一、iPSC技术的历史演变与概念确立

文章首先回顾了促使iPSC技术诞生的关键科学思想和实验突破。作者指出,理解细胞命运可塑性的思想源远流长。从早期预成论与渐成论的争论,到魏斯曼提出的种质屏障理论(认为体细胞遗传信息发生了不可逆改变),再到Waddington提出的“表观遗传景观”模型,都试图解释细胞多样性的来源。然而,1958年Nanney提出,相同基因组下的表型差异可由表观遗传系统调控。这一思想的直接实验证据来自于John Gurdon在1962年进行的体细胞核移植(Somatic Cell Nuclear Transfer, SCNT)实验。他将分化成熟的非洲爪蟾体细胞核移植到去核卵细胞中,成功获得了具有生殖能力的蝌蚪,证明了分化细胞的基因组仍保留全能性,其表型多样性是由可逆的表观遗传机制决定的。

另一个关键进展是胚胎干细胞(Embryonic Stem Cells, ESCs)的分离:1981年小鼠ESCs和1998年人ESCs的成功建立,为定义“多能性”提供了金标准。随后的细胞融合实验(将体细胞与ESC融合)进一步证实了ESC胞质中含有重编程体细胞核为多能状态的能力。转录因子在细胞命运决定中的核心作用也日益清晰,例如C/EBPα/β可诱导B细胞转化为巨噬细胞。

在这些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Shinya Yamanaka)与高桥和利(Kazutoshi Takahashi)于2006年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他们从24个候选因子中筛选出四个转录因子——Oct4, Sox2, Klf4, c-Myc(合称OSKM或“山中因子”),通过逆转录病毒将其导入小鼠胚胎成纤维细胞,成功将其重编程为与ESC特性高度相似的细胞,即iPSCs。2007年,山中伸弥和James Thomson的团队分别独立报道了人类iPSCs的诞生,后者使用了Oct4, Sox2, Nanog和Lin28的组合。自此,iPSC技术时代正式开启,Gurdon和Yamanaka也因此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此后,研究者们开发了包括小分子化合物辅助乃至完全化学重编程在内的多种改进方法。

二、体细胞重编程为iPSCs的分子机制

作者深入探讨了重编程过程的复杂分子机制,强调这是一个反向模拟发育、擦除体细胞表观遗传记忆、重建多能性网络的过程。

  1. 转录因子的核心驱动作用:OSKM因子是重编程的“引擎”。它们通过协同作用,将体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从增强子上驱逐,并激活多能性增强子。其中,Oct4、Sox2和Klf4具有“先锋因子”活性,能够结合封闭的染色质区域并启动开放;而c-Myc主要促进细胞周期进程。它们共同调控关键的生物学事件,如间充质-上皮转化(Mesenchymal-to-Epithelial Transition, MET),这是成纤维细胞重编程的关键步骤。除OSKM外,其他转录因子(如Nanog)及其同源物也能在重编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或替代部分山中因子。
  2. 染色质动态与组蛋白修饰重塑:重编程涉及染色质结构的巨大改变。体细胞特异的染色质区域在早期关闭,而富含OSK基序的区域在晚期开放。核小体重塑复合物(如CAF-1)和组蛋白修饰酶(如EZH2、DOT1L)在其中发挥精细调控。例如,抑制CAF-1有助于增强子区域染色质开放,促进多能基因激活;而抑制组蛋白H3K9甲基化阅读蛋白CBX3则能促进重编程。代谢重编程产生的代谢物(如乙酰辅酶A、乳酸)也能影响组蛋白乙酰化和乳酸化,从而调节多能基因表达。
  3. DNA甲基化的主动重塑:DNA甲基化是细胞命运记忆的稳定标记。在重编程中,十一位易位(Ten-eleven translocation, TET)酶介导的主动去甲基化至关重要。TET酶将5-甲基胞嘧啶氧化为5-羟甲基胞嘧啶等中间产物,导致多能基因启动子区域的DNA去甲基化,从而重新激活其表达。例如,TET1能够去甲基化内源性Oct4位点,甚至可以替代外源Oct4完成重编程,凸显了主动去甲基化的核心地位。

文章还指出,重编程在群体水平上是随机和异质性的,大多数细胞无法完成全程。此外,重编程得到的iPSCs可能残留部分体细胞记忆(转录、表观遗传特征),且其突变负荷和异质性可能高于ESCs,这会影响iPSCs的质量和分化潜能。重编程的细胞来源(如皮肤成纤维细胞 vs. 外周血单核细胞)也会影响iPSCs的突变谱。

三、iPSC的诱导方法

自最初的逆转录病毒方法以来,iPSC诱导方法不断发展,主要围绕如何安全高效地递送重编程因子。文章概述了几大类方法: * 病毒载体:包括整合型(慢病毒、逆转录病毒)和非整合型(腺病毒、腺相关病毒、仙台病毒)。非整合型病毒可在细胞增殖中被稀释,避免了基因组插入风险。 * 非病毒方法:如转座子、附加体型质粒、mRNA等。附加体质粒因成本低、效率与仙台病毒相当,常用于临床级iPSC建系。 * miRNA介导的重编程:通过过表达特定miRNA组合(如miR-200c, miR-302s, miR-369s)激活内源性多能网络。 * 化学重编程:完全使用小分子化合物组合诱导多能性,具有操作简单、潜在可扩展性强等优点。

作者强调,选择方法需权衡效率、可行性、安全性和成本。同时,新方法(如化学重编程)可能带来独特的细胞命运转变路径,需要严格评估其对iPSC状态和质量的影响。

四、iPSCs的应用

这是本文的重点,作者详细阐述了iPSC技术在三大领域的革命性应用。

  1. iPSC衍生的细胞模型:iPSCs能几乎无限扩增并分化为绝大多数体细胞类型,为构建人类发育和疾病模型提供了强大平台。

    • 模型复杂度:可以从单一细胞类型的单层培养,到多种细胞类型的共培养,再到三维类器官,乃至将不同类器官融合形成的组装体。类器官能自组织形成包含多种细胞类型、具有初步组织架构的复杂结构,如大脑、肾脏、胃等类器官。
    • 其他平台器官芯片利用微流控技术模拟组织界面和流体剪切力,如血脑屏障芯片;将iPSC衍生细胞或类器官移植到体内,可构建人源化动物模型,结合了人体细胞与动物体内的生理复杂性。
    • 细胞成熟挑战:iPSC衍生细胞常呈现胎儿样不成熟状态。文章提出了促进成熟的策略:模拟生理微环境(共培养、3D结构)、提供机械刺激(拉伸、流体剪切)、电刺激以及体内移植促进血管化和暴露于系统因子。
  2. 疾病建模:利用患者特异性iPSCs或通过基因编辑引入致病突变,可以构建具有相关遗传背景的疾病模型。

    • 神经发育与精神疾病:例如,来自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iPSC衍生神经元或大脑类器官,可表现出异常的神经前体细胞增殖/迁移、突触功能障碍、神经元网络活动异常等表型。移植模型还能研究复杂的行为表型。
    • 神经退行性疾病:一个主要挑战是iPSC衍生细胞缺乏衰老相关表型。文章讨论了多种策略来模拟衰老:暴露于线粒体应激诱导剂(如鱼藤酮)、过表达早老蛋白(Progerin)、或通过直接转分化将患者成纤维细胞直接转化为神经元(保留供体的表观遗传年龄)。
    • 癌症起始:iPSC模型可用于研究正常细胞如何因获得特定驱动突变而转化为癌细胞,这是原发性癌细胞模型无法揭示的过程。
    • 传染病(以COVID-19为例):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iPSC衍生的肺泡细胞、心脏细胞、大脑类器官等被迅速用于研究SARS-CoV-2的细胞嗜性、致病机制和筛选药物,揭示了人类特异性的感染表型。
  3. 药物开发

    • 药物筛选:患者特异性iPSC衍生细胞可用于高通量表型筛选,发现新的候选化合物或进行老药新用。结合高内涵成像、组织透明化和机器学习,可以量化复杂的病理变化(如β淀粉样蛋白斑块负担)。
    • 毒性评估:iPSC衍生的心脏、肝脏、肾脏细胞等可用于评估药物的人类特异性毒性,作为动物实验的补充,有助于早期发现并避免因毒性导致的药物研发失败。

五、iPSC为基础的细胞治疗

iPSC技术为再生医学和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细胞来源。 * 自体治疗:从患者自身细胞产生iPSCs,经基因校正(针对单基因病)或工程化改造后,分化为所需细胞进行移植,理论上可避免免疫排斥。但流程耗时、成本高,且需要为每位患者单独制备。 * 同种异体(“现货型”)治疗:使用来自通用供体的iPSCs,提前制备并储存细胞产品。关键挑战是避免免疫排斥。主要策略包括: 1. 基因工程打造“低免疫原性”细胞:例如,敲除B2MCIITA基因以降低MHC I/II类分子表达,过表达CD47提供“别吃我”信号,或表达HLA-E/B2M融合蛋白以抑制NK细胞。 2. 建立HLA单倍型库:筛选和储存具有常见HLA纯合单倍型的iPSC系,以便为大量人群提供HLA匹配的细胞产品。 * 挑战:iPSC疗法面临残余未分化细胞导致畸胎瘤的风险、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细胞产品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验证、大规模生产与质量控制的标准化等诸多挑战。目前已有若干项使用iPSC衍生细胞(如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多巴胺能神经前体细胞、心肌细胞等)治疗帕金森病、心脏病、眼疾等的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

六、综述的意义与价值

这篇由Cerneckis, Cai和Shi撰写的综述,其重要意义在于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关于iPSC技术从基础原理到前沿应用的全面、系统且深入的“全景图”。它不仅梳理了奠定该领域基石的关键历史实验和理论,更深入剖析了重编程这一复杂生物学过程的核心分子机制。更重要的是,文章以丰富的实例展示了iPSC技术如何从一个基础科学发现,转化为变革生物医学研究的强大工具:在疾病建模方面,它使得在培养皿中研究人类特异性、患者特异性的病理过程成为可能,特别是在脑疾病等难以获取原代组织的领域;在药物开发方面,它提供了更贴近人类生理和遗传背景的临床前平台;在细胞治疗方面,它开辟了生产“个性化”或“通用型”修复/替代细胞的崭新途径。

该综述的价值还体现在其前瞻性和批判性上。作者不仅描绘了iPSC技术的巨大潜力(如复杂类器官、组装体、低免疫原性工程等),也客观指出了当前面临的主要局限与挑战,例如iPSC衍生细胞的胎儿样不成熟性、残留体细胞记忆、肿瘤形成风险、免疫排斥问题以及规模化生产的瓶颈。这些平衡的论述为读者,无论是刚进入该领域的学生还是资深研究者,都提供了清晰的现状认知和未来研究方向。因此,这篇文章是理解iPSC领域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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