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b：学术报告
作者及机构
本文作者束开荣（Shu Kairong）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研究发表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3年第3期。
主题
本文题为《平台外包人：论幽灵工作的可见性——以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为个案》，聚焦平台经济中“幽灵工作”（ghost work）的可见性问题，尤其是人工智能数据标注员这一群体如何在社会、技术与媒介语境中被“看见”。
主要观点及论据
幽灵工作的社会可见性（social visibility）
作者指出，幽灵工作的可见性首先通过平台与国家的“职业承认”机制构建。例如，阿里巴巴等企业推动“人工智能训练师”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并通过政策文件（如《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确立其职业规范。同时，中西部省份（如山西、贵州）的数据标注产业基地成为劳动力资源整合的典型案例，体现了平台经济与地方政策的协同。这种可见性不仅是职业合法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国家对数字产业劳动力的治理逻辑。
代理可见性（agent visibility）的构建
媒体与学术界是幽灵工作“被看见”的关键行动者。国内媒体通过“技术神话”叙事（如“给AI当老师”）强化数据标注员的职业认同，但也通过调查报道（如《训练人工智能的中国县城工人》）揭露其劳动困境。学术界则通过“幽灵劳动”等批判性概念解构技术神话，揭示算法背后的剥削性劳动结构。两者的代理可见性形成张力：媒体偏向职业合法性塑造，而学术研究更关注劳动过程的隐蔽性。
动态可见性（dynamic visibility）与基础设施的“显现”
作者提出，幽灵工作的可见性本质上是动态的，依赖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故障”或“反演”（infrastructural inversion）。例如，当AI系统出现数据错误或算法崩溃时，标注员的劳动会从后台“显现”；而日常运行中，他们又因技术黑箱而“退隐”。这种可见性揭示了人作为基础设施“补丁”的悖论——技术越智能，人工干预越不可见，但实际依赖越深。
理论与实证支持
- 社会可见性：引用政策文件（如人社部2021年职业标准）、企业案例（百度山西基地）及经济地理学视角，说明职业承认与区域劳动力市场的关联。
- 代理可见性：分析媒体报道文本（如《新京报》《澎湃新闻》）及学术文献（如姚建华对“幽灵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比不同话语对劳动价值的建构。
- 动态可见性：借鉴媒介研究中的“基础设施理论”（如Star & Ruhleder的“反演”概念）和技术哲学（如彼得斯《奇云》中的媒介本体论），论证人机关系的辩证性。
意义与价值
1. 理论层面：突破了传播学对“可见性”的媒介中心主义解读，提出“社会-代理-动态”三维框架，将劳动研究延伸至技术基础设施的物质性维度。
2. 实践层面：为平台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提供批判性视角，揭示职业承认背后的技术祛魅需求，呼吁政策制定者关注“隐形劳动”的标准化与保护。
3. 方法论启示：结合政策分析、媒介话语批判和基础设施研究，展示了跨学科研究数字劳动的路径。
亮点
- 概念创新：提出“动态可见性”解释技术系统中人的显现/退隐机制。
- 本土化案例：以中国中西部数据标注产业为例，揭示全球产业链与地方政策的互动。
- 批判性视角：质疑“技术中立”叙事，强调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其他有价值内容
文中指出，ChatGPT等AI应用的爆发并未改变幽灵工作的隐匿性，反而因技术神话的强化加剧了公众对“自动化”的误解。这一观察对当前AI伦理讨论具有即时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