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报告：饮食诱导的炎症与肝脏健康变化的关联性研究

本研究由来自伊朗克尔曼沙赫医科大学营养科学与食品技术学院营养科学系的Mohammad Sedighi、Amir Saber、Amir Bagheri、Saba Hazratian，以及来自克尔曼沙赫医科大学健康研究所环境健康决定因素研究中心的Yahya Pasdar、Farid Najafi、Mehdi Moradinazar和通讯作者Davood Soleimani*共同完成。研究论文《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diet‑induced inflamm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r worsening of hepatic steatosis and fibrosi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RANCD cohort study》于2025年发表在期刊《Nutrition & Metabolism》上。

一、 学术背景 本研究属于营养流行病学与肝脏病学交叉领域。其核心科学问题是探究饮食模式通过影响全身性炎症水平，进而对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Steatotic Liver Disease, MASLD）——即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病程进展产生何种影响。MASLD是全球最常见的肝脏疾病，其患病率近年来显著上升，已成为全球肝移植的第二大原因。目前尚无针对MASLD的特效药物，因此饮食调整是其管理的基石。

研究背景基于几个关键认知：首先，持续性炎症在MASLD的发病机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可导致胰岛素抵抗、氧化应激和免疫细胞激活。其次，饮食可以直接触发、调节或抑制炎症过程。Shivappa等人开发的膳食炎症指数（Dietary Inflammatory Index, DII）是一种评估整体膳食模式促炎或抗炎潜力的量化工具。既往的横断面研究和荟萃分析表明，高DII评分（促炎饮食）与存在肝脏脂肪变性（脂肪肝）的风险增加相关。然而，关于饮食诱导的炎症是否影响MASLD患者肝脏脂肪变性的改善，以及其与肝纤维化（肝脏瘢痕形成）进展的关系，目前尚缺乏基于人群的纵向研究证据，且现有少数横断面研究结果存在矛盾。

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知识空白，其具体目标是：在一个大型社区队列中，纵向分析饮食诱导的炎症（通过DII评估）与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的改善或恶化之间的关联。

二、 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Ravanser非传染性疾病（RANCD）队列的纵向数据分析。RANCD队列旨在探究伊朗库尔德社区（35-65岁居民）中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和发生率。

流程1：研究对象筛选与基线数据收集（2015-2017年） * 研究对象与样本量：初始队列共纳入10,047名参与者。在招募阶段，研究人员收集了所有参与者的基线数据。 * 处理与测试方法： * 膳食评估：使用包含118个食物项目的伊朗国家食物频率问卷（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 FFQ）评估膳食摄入量。通过面对面访谈，将食物频率转换为每日摄入克重，并利用Nutritionist IV软件计算能量和营养素摄入。 * 膳食炎症指数计算：基于FFQ数据，计算每位参与者的DII评分。DII基于45种食物参数对炎症生物标志物（如IL-6、CRP、TNF-α）的影响进行评分。本研究使用了其中可获取的33种参数进行计算。DII评分越负，表明饮食的抗炎潜力越强；评分越正，则促炎潜力越强。最终，根据评分将参与者分为三组：抗炎饮食组（DII < -1）、中性饮食组和促炎饮食组（DII > 1）。 * 肝脏健康指标计算：使用已验证的非侵入性指标评估肝脏健康状态。 1. 肝脏脂肪变性：采用肝脏脂肪变性指数（Hepatic Steatosis Index, HSI）。HSI < 30排除脂肪变性，HSI > 36则提示存在脂肪变性。 2. 肝纤维化：采用两个指标。 * 纤维化-4指数（Fibrosis-4, FIB-4）：用于预测肝纤维化。根据年龄和切点值（<65岁者<1.30排除，>2.67提示存在；≥65岁者<2.0排除，>2.67提示存在）进行分类。 *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与血小板比值指数（AST to Platelet Ratio Index, APRI）：用于预测晚期肝纤维化。APRI < 0.7排除晚期纤维化，≥1则提示存在。 * 协变量数据收集：通过标准化问卷和测量收集人口统计学和协变量数据，包括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居住地、体力活动、吸烟状况、降压/降脂/降糖药物使用情况、膳食补充剂使用情况。通过主成分分析确定社会经济地位。测量身高、体重并计算身体质量指数。

流程2：随访与再评估（约6-8年后） * 研究对象与样本量：根据波斯队列委员会的决定，从原始队列中随机抽取了3,016名参与者在基线评估后约6.96年（标准差0.73年）进行了重复的实验室检测和评估。 * 处理与测试方法：对这3,016名参与者重复进行了血液生化检测，并利用相同的公式（HSI, FIB-4, APRI）计算了随访时的肝脏健康指标。

流程3：最终分析样本确定 * 排除标准应用：从3,016名再评估参与者中，排除了报告能量摄入不可靠（<800或>4200 kcal/天）、规律饮酒、患有病毒性肝炎（乙肝、丙肝）、肝衰竭/肝硬化以及实验室数据缺失的个体。 * 最终样本量：经过排除，共有2,537名参与者符合所有资格标准，被纳入最终的纵向分析（见图1流程图）。

流程4：肝脏状态变化定义与数据分析 * 肝脏状态变化定义：将参与者的肝脏指标（HSI, FIB-4, APRI）在基线和随访时的结果分为三类：“肝脏疾病可能性低”、“不确定”、“肝脏疾病可能性高”。改善定义为从基线时的“可能性高”变为随访时的其他类别，或从“不确定”变为“可能性低”。恶化定义为从基线时的“可能性低”变为随访时的其他类别，或从“不确定”变为“可能性高”。 *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1. 描述性统计：比较不同DII饮食组参与者的基线特征，使用卡方检验、Fisher精确检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2. 主要关联分析：使用泊松回归模型，估计不同DII饮食类别下，肝脏脂肪变性（HSI）和纤维化（FIB-4）改善或恶化的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 RR）。分析构建了多个调整模型： * 模型I：调整总能量摄入。 * 模型II：在模型I基础上调整性别和年龄。 * 模型III：在模型II基础上进一步调整BMI、医疗状况（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社会经济地位、吸烟状况、体力活动、膳食补充剂使用和随访时间。 3. 敏感性分析：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将DII评分和肝脏指标作为连续变量进行分析，以评估分类（切点）可能导致的错误分类偏倚。模型调整方式与主要分析相同。 4. 软件：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SPSS软件（版本16）进行。P值小于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三、 主要研究结果 结果1：参与者基线特征 表1展示了按DII分组参与者的基线特征。与促炎饮食组相比，抗炎饮食组的参与者倾向于更年轻、男性比例更高、体重和BMI更高、社会经济地位更高，但膳食补充剂使用率较低。值得注意的是，抗炎饮食组在基线时的FIB-4分数显著低于促炎饮食组（0.81 vs. 0.95, p=0.001），但HSI分数在三组间无显著差异。

结果2：随访期间特征变化 表2展示了从基线到随访期间，不同DII组间各项指标的变化。在随访时，共有386名（15.2%）参与者肝脏脂肪变性恶化，252名（9.9%）改善；301名（11.9%）参与者肝纤维化（基于FIB-4）恶化，143名（5.6%）改善。基于APRI的晚期肝纤维化改善人数极少（仅16人，0.6%）。不同DII组间，肝脏脂肪变性和纤维化类别的变化比例没有显著差异。然而，体重增加的百分比在促炎饮食组显著高于抗炎饮食组（+5.00% vs. +3.99%, p=0.017）。此外，未调整的分析显示，抗炎饮食组的FIB-4分数百分比增幅显著高于促炎饮食组（38.8% vs. 22.5%, p<0.001）。

结果3：饮食炎症潜力与肝纤维化变化的风险关联 表3显示了不同DII饮食类别下，肝纤维化（基于FIB-4）状态变化的相对风险。 * 纤维化恶化：在未调整及调整了能量摄入、人口学因素、生活方式和医疗状况等多个模型后，与抗炎饮食组相比，促炎饮食组与肝纤维化恶化风险之间均未显示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例如，在完全调整的模型III中，相对风险为0.87（95% CI: 0.61–1.25, p=0.47）。 * 纤维化改善：在未调整模型中，促炎饮食组表现出更高的纤维化改善风险（RR: 1.57, 95% CI: 1.01–2.45, p=0.046）。然而，在调整了所有潜在混杂因素后（模型III），这种关联变得不显著（RR: 0.99, 95% CI: 0.59–1.66, p=0.97）。 * 由于晚期纤维化（基于APRI）改善和恶化的人数过少，无法可靠估计其相对风险。

结果4：饮食炎症潜力与肝脏脂肪变性变化的风险关联 表4显示了不同DII饮食类别下，肝脏脂肪变性（基于HSI）状态变化的相对风险。这是本研究最关键的发现。 * 脂肪变性恶化：在未调整的模型中，促炎饮食与脂肪变性恶化风险无显著关联（RR: 1.05, p=0.723）。然而，在调整了总能量摄入后（模型I），关联变得显著（RR: 1.38, 95% CI: 1.03–1.85, p=0.029）。在进一步调整了所有潜在混杂因素后（模型III），关联依然显著：与抗炎饮食组相比，遵循促炎饮食的参与者，其肝脏脂肪变性恶化的风险增加了39%（RR: 1.39, 95% CI: 1.02–1.93, p=0.040）。 * 脂肪变性改善：在未调整模型中，促炎饮食组改善风险较低但不显著（RR: 0.76, p=0.080）。调整能量摄入后（模型I），关联变得显著（RR: 0.69, 95% CI: 0.50–0.94, p=0.020）。完全调整后（模型III），关联性更强且显著：与抗炎饮食组相比，促炎饮食组参与者肝脏脂肪变性改善的风险降低了34%（RR: 0.66, 95% CI: 0.48–0.92, p=0.013）。

结果5：敏感性分析结果 表5展示了将DII评分和肝脏指标作为连续变量分析的敏感性分析结果，以验证主要发现的稳健性。 * 肝纤维化：在调整了能量、性别、年龄的模型中，DII评分与FIB-4、APRI的变化百分比呈负相关（即DII评分越高，纤维化指标增长越慢）。但在完全调整了生活方式和医疗状况后（模型III），这些关联均不再显著（FIB-4: β: -1.08, p=0.117；APRI: β: 0.22, p=0.802）。这支持了主要分析中“DII与肝纤维化变化无显著关联”的结论。 * 肝脏脂肪变性：在未调整及部分调整模型中，DII评分与HSI变化百分比无显著关联。然而，在完全调整的模型III中，发现DII评分与HSI变化百分比呈显著正相关（β: 0.29, 95% CI: 0.03–0.56, p=0.030）。这意味着DII评分每增加一个单位（饮食更促炎），HSI分数（指示脂肪变性程度）的增加百分比更高。这独立验证并强化了主要分析中“促炎饮食增加脂肪变性恶化风险”的核心发现。

四、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在社区成年人群中，长期遵循促炎饮食模式会独立地增加肝脏脂肪变性恶化的风险，并降低其改善的可能性。然而，未发现饮食的炎症潜力与通过FIB-4和APRI评估的肝纤维化进展或逆转存在显著关联。

科学价值与应用意义： 1. 机制验证与临床意义：研究为“饮食-炎症-肝脏脂肪沉积”这一病理通路提供了来自大型纵向队列的流行病学证据。它证实了通过调整整体膳食模式来降低其促炎潜力，可能是预防和管理MASLD（特别是脂肪变性阶段）的有效策略。 2. 区分疾病阶段：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饮食炎症的影响可能主要作用于MASLD的早期阶段（脂肪变性），而对后续的纤维化进展影响有限。这提示在疾病不同阶段，干预的重点可能需有所区别。对于脂肪变性，抗炎饮食干预至关重要；而对于已进入纤维化阶段的患者，可能需要联合其他治疗策略。 3. 指导公共卫生与临床实践：研究结果强调了在MASLD管理中推广抗炎饮食（如富含全谷物、果蔬、健康脂肪的地中海饮食）的重要性。DII可作为评估患者膳食质量、进行个性化营养指导的一个有用工具。 4. 引发新思考：关于肝纤维化与饮食炎症无关联的发现，作者在讨论中提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肝脏炎症在激活肝星状细胞促进纤维化的同时，也可能通过分泌细胞因子促进肝细胞再生，从而在纤维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复杂甚至“中性”的角色。这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 研究亮点 1. 研究设计优势：这是首个在大型社区基础队列中，纵向探讨饮食炎症潜力与MASLD两个关键病理阶段（脂肪变性和纤维化）动态变化关联的研究，其证据等级高于横断面研究。 2. 全面的分析方法：研究不仅使用了分类变量（DII分组、肝脏疾病类别）进行风险比分析，还进行了将变量视为连续的敏感性分析，两者结论相互印证，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3. 详尽的混杂因素控制：在统计分析中，研究者逐步调整了包括能量摄入、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因素（吸烟、体力活动）、医疗状况（糖尿病、CVD等）、药物使用、膳食补充剂及随访时间在内的广泛协变量，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混杂偏倚。 4. 明确的临床相关性：研究直接回答了“改变饮食能否改善肝脏脂肪”这一临床和患者关心的实际问题，结论具有直接的实践指导价值。 5. 高质量的数据基础：研究基于设计严谨的RANCD队列，使用经过验证的FFQ和公认的肝脏无创评估指标（HSI, FIB-4, APRI），数据质量较高。

六、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1. 统计效能：研究者进行了事后效能分析，结果显示本研究的统计效能高达99%，表明样本量充足，有足够的能力检测到组间存在的真实差异，进一步支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 局限性讨论：作者客观地指出了研究的局限性，如仅进行了两次时间点的评估、伊朗FFQ未能包含DII全部45个参数、FFQ固有的回忆偏倚等。同时，也指出了研究结果可能不适用于酗酒人群和老年人，体现了科学的严谨性。 3. 机制探讨：在讨论部分，作者深入探讨了可能的生物学机制，包括：过量能量摄入导致脂肪组织扩张和炎症因子释放；游离脂肪酸激活肝细胞内的NF-κB和JNK通路，导致胰岛素抵抗和脂肪氧化减少；饮食通过改变肠道菌群，影响内源性酒精和内毒素的产生，加剧肝脏炎症。这些探讨将流行病学发现与潜在的生物学路径联系起来。

这项研究通过严谨的纵向设计，有力地证明了抗炎饮食在预防和逆转肝脏脂肪变性中的积极作用，为MASLD的营养干预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