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卿民与余孙睿炆（均为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的研究人员）的研究论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非遗集市基本经验——基于贵州的调查》发表于《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9月刊（第43卷第5期）。该论文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与民族学研究交叉领域的应用性研究，其核心议题是探讨作为一种特定社会文化空间的“非遗集市”如何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实践中，有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国家重要战略的具体实践路径。本文是一篇基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旨在弥补以往相关研究偏重理论分析而缺乏具体实践案例的不足，为通过非遗的活态传承与创新利用来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共有精神家园提供来自地方的经验参考。

论文开篇即阐述了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理论背景。作者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民族生产生活经验的结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在地蕴含着促进文化认同、维系民族联系的强大功能。当前学术界对于非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的理论探讨、通过非遗培育文化认同的路径探索（如短视频传播、学校教育、旅游融合等），以及两者相互作用与功能的分析。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为宏观理论论述，较少有结合具体实践空间、基于深入田野调查的案例分析。特别是以“非遗集市”这一融合了经济交易、文化展演、社会交往等多重功能的实体空间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具体表现与成效的研究，仍较为匮乏。有鉴于此，本研究将目光聚焦于贵州省，以该省丰富多样的非遗资源与蓬勃发展的非遗集市实践为考察对象，旨在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厘清非遗集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的表现、策略与效果，从而提炼出可供参考的“贵州经验”。

为达成上述研究目标，作者设计并实施了一套以质性研究为主、结合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的研究工作流程。整个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核心步骤。第一步是文献梳理与理论准备。作者系统回顾了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认同理论以及集市（特别是民族地区集市）社会文化功能的相关学术文献，构建了将“非遗集市”置于“空间生产”与“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的概念工具。这为后续的案例选择与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二步是研究对象的选择与基本情况概述。研究并未采用大规模的抽样统计，而是基于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原则，选取了贵州省内三个具有鲜明特色且运营较为成功的非遗集市作为深度案例研究对象。这三个案例分别是：位于省会贵阳、代表城市更新与多元文化汇聚的“青云市集”；位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以民族手工艺品（尤其是苗绣）为核心、代表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化发展的“绣里淘非遗集市”；以及依托台江县台盘村“村BA”篮球赛事热度而兴起的、代表“体育+非遗+旅游”融合模式的“深山非遗集市”。在进入具体案例分析前，论文首先对“非遗集市”进行了定义，并概述了贵州非遗集市的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如地域分布广、线上线下结合、政策支持力度大等）以及常见的内容项目类型（包括文化体验、手工艺品展销、饮食、体育等）。这一部分主要基于对政策文件、新闻报道、地方志资料以及前期实地考察的归纳整理。第三步是深入的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这是本研究最核心的环节。对于每一个选定的案例集市，作者均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论文注释中提及了具体的调研时间，如2023年6月、8月、2024年3月对“青云市集”的调研，2023年4月对“绣里淘非遗集市”的调研，以及2023年2-3月、9-11月对“深山非遗集市”的调研）。调研方法主要包括：参与式观察（观察集市的布局、摊主与游客的互动、非遗技艺展示过程、文化活动等）、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对象包括集市管理者、非遗传承人、商户摊主、游客、当地居民、村干部等，论文注释中提供了访谈信息来源的例子），以及影像与实物资料的收集。通过田野调查，作者深入了解了每个集市的空间构成、运营模式、参与主体（民族成分、地域来源）、交易内容、文化活动以及所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第四步是数据的分析与经验的提炼。在获取了大量一手田野资料后，作者并非进行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将三个案例置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议题下进行交叉分析与比较分析。分析聚焦于每个集市如何通过其特定的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进一步探讨这种交融在认知、情感、行为等多个层面如何作用于共同体意识的强化。最后，综合三个案例的发现，作者归纳出非遗集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普遍性表现、成效与可推广的策略建议。

通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本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具体而富有启发性的发现与结果。首先，研究揭示了非遗集市作为一种“多元文化交汇空间”的显著特征。在“青云市集”，来自贵州、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湖南、湖北等多省市的汉族、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等多个民族的经营者汇聚一堂，售卖酸汤鱼、蜡染、银饰等极具地方与民族特色的非遗产品与美食；消费者同样来源广泛。这种跨地域、跨民族的聚集，本身就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生动缩影。其次，研究详细展现了非遗集市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的具体机制。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经济交往与互嵌。如“绣里淘非遗集市”不仅吸引了黔东南本地商户，还吸引了安顺、黔南乃至云南、广西等周边省区的商户入驻，形成了跨区域的经济合作网络。非遗产品的销售（如“蝴蝶妈妈”绣片甚至走向国际）直接提高了手工艺人的收入，构成了“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二是文化展示与交流。三个集市都不仅是买卖场所，更是文化展演的舞台。“青云市集”设有非遗展览馆和文创馆，举办汉服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活动；“绣里淘非遗集市”是苗绣等技艺的集中展示窗口；“深山非遗集市”则在体育赛事期间，将省内9个地州的非遗项目进行集中展演。这种集中展示让不同民族的游客和居民能够直观感受并体验“他者”文化，打破了文化隔阂。三是社会互动与情感交融。集市为摊主、游客、本地居民创造了高频次的面对面互动机会。在买卖、体验、观看表演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建立了联系，积累了情感。例如，“村BA”赛场边的“深山非遗集市”，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在享受体育激情的同时，也沉浸在非遗文化的氛围中，这种共同体验强化了参与者的集体归属感。第三，研究结果明确指出了非遗集市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的实际成效。其一，它增强了参与者的民族认同感与文化自信心。当本民族的技艺和产品在集市上受到欢迎和认可时，传承者和经营者获得了经济回报和精神激励，从而更加珍视自身文化。同时，游客在接触多彩非遗的过程中，也增强了对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认识和自豪感。其二，它建立了广泛的民族联系，增进了理解与互信。持续的商业往来和文化互动，使不同民族群体间的关系从陌生走向熟悉，从疏离走向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社会网络。其三，它通过“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引用自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实质性地推动了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例如，“青云市集”对老旧街区的改造活化，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也塑造了一个各民族和谐共处、文化共荣的城市新空间。

基于以上分析，论文得出核心结论：非遗集市并非简单的商业活动场所，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空间和有效路径。它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通过汇集性、经济性、传播性和休闲娱乐性等特点，天然地促进了各民族在物质、文化、精神等多层面的深度互动。贵州的三个案例表明，成功的非遗集市能够实现地方多元文化的活态展示与创造性转化，能够成为连接城乡、沟通内外的平台，能够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深化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因此，有意识地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去规划、建设、提升非遗集市，丰富其内容、拓宽其宣传渠道、促进更全方位的民族互嵌，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工作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的亮点与创新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新颖。它将学界关注较少的“非遗集市”这一具体、微观的社会文化空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宏观国家战略直接联系起来，进行了富有深度的实证探讨，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空白。第二，研究方法扎实。研究建立在多次、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获取了丰富的一手资料，包括访谈记录、观察笔记等，使得案例分析血肉丰满，论证有力，避免了泛泛而谈。第三，案例选择具有典型性与对比性。三个案例分别代表了城市更新型、民族地区产业型、节庆赛事融合型等不同发展模式的非遗集市，使得研究发现更具层次感和说服力，提炼的经验也更具普适参考意义。第四，理论结合实践紧密。论文不仅描述了现象，更运用了民族学、社会学关于“空间生产”、“交往交流交融”、“文化认同”等理论工具对现象进行了解读，提升了研究的学理深度。同时，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提供可资借鉴的“基本经验”，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应用导向与社会价值。

此外，论文还隐含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它揭示了在全球化与现代化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创新性发展（如打造非遗IP、开发文创产品、利用新媒体传播）获得新的生命力，而这种发展过程本身就能成为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力量。再如，它暗示了政府引导（如政策支持、空间改造、活动组织）与民间活力（如商户自发聚集、技艺传承创新）相结合，是成功运营非遗集市、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关键。这些观点对于文化政策制定者和非遗实践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