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七十年日本神道的历史变迁》

赵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发表于《日本研究》2015年第3期，文章研究了神道在战后七十年间的宗教与社会角色变化，以及对日本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特别着眼于国家神道、靖国神社、教派神道的变迁与其历史意义。文章以GHQ（盟军最高司令部）所颁布的《神道指令》为核心，通过分析神道的转型，探讨了神道在政教分离背景下的作用与影响。

研究背景与文章主旨

1945年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一方面，这一年日本因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导致军国主义失败；另一方面，GHQ发布了《神道指令》，实现日本历史上首次“政教分离”。传统的国家神道体制被全面削弱，然而，由于天皇制的残留与神道的社会根基，战后日本的神道宗教体系并未消亡，而是通过转型与调整，在新的日本社会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

文章主要观点

1. 国家神道的历史转型

战后，日本国家神道的解构主要通过四个关键性文件完成：
1. 《神道指令》：1945年12月15日发布，终止政府对神道的支持，并切断神道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联系。明确规定神道作为宗教需与政治分离，其历史意义在于从法律和意识形态层面上解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
2. 《人间宣言》：1946年昭和天皇声明否定自身神性，取消“现人神”身份。这一宣言动摇了传统神道地位，同时也使天皇制得以转型为象征性制度。
3. 《日本国宪法》：1946年颁布的新宪法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主权在民”和“信教自由”，并禁止国家支持任何宗教，正式确立“政教分离”原则。
4. 《宗教法人令》：1945年底出台的《宗教法人令》使得神道需要重新注册为宗教法人，并依靠其自身资源运作。在此后，战后成立的“神社本厅”取代了战前以国家力量管理神社的体制，成为新的神社管理核心。

上述四个文件对神道宗教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冲击，标志着神道从国家工具往独立宗教的角色转化。

2. 靖国神社的复苏与争议

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的核心象征之一，在战后经历了复杂的过程，逐渐成为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争议的焦点。

• 脱离国家的庇护：1945年后，靖国神社转性为宗教法人，结束了其作为国家机构的特权地位。而由于与国家权力的历史关联，其性质一直特殊。例如它不隶属于神社本厅，继续保持较高的独立性。

• 甲级战犯的合祭问题：1959年起，靖国神社在厚生省的支持下分批次合祭乙级和丙级战犯，最终在1978年秘密合祭了14名甲级战犯。合祭行为引发了日本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包括昭和天皇对此表示不满，并从此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 政治人物参拜的影响：多名日本首相及官员，包括小泉纯一郎，曾多次以公职或私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韩等国的抗议。法院的部分判决认定这类行为违反“政教分离”原则。

靖国神社至今被认为是日本战后历史认识问题的一面镜子，其涉及政教分离原则、历史观以及战犯合祭等多个层面的争议。

3. 教派神道与新兴宗教的发展

教派神道是战后日本神道的一个重要分支，起源于民间宗教并吸收了复古神道、佛教等多元要素。

• 摆脱压制与扩展：教派神道在战前受到国家神道的压制，其组织和信仰活动被严格限制。而战后，教派神道摆脱了国家体制束缚，成为独立的宗教团体并迅速扩展。
  
• 教派联合与新兴分化：战后成立的“教派神道联合会”统一了各大教派（如金光教、御岳教），并出现了分离出的“新新兴宗教”（如PL教团、生长之家、世界救世教等）。新兴宗教以救世理念为核心，注重城市传播和海外布道。据统计，PL教团目前在海外已有260余家组织。
  

教派神道及其衍生宗教的壮大，使得神道信仰的影响从农村扩展到城市，并对日本社会发挥了更为广泛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4. 神道与文化的交融

战后，日本的神社通过文化活动增强了与民众的互动，将传统的宗教仪式转化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例如京都的祗园祭、葵祭等。这些活动为复兴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形式与载体，也成为日本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章意义与价值

赵刚的这篇文章全面梳理了战后七十年间神道的演变轨迹，从宗教、政治、文化及国际关系的维度揭示了神道如何在一个政教分离的环境中适应与转型。

1. 学术意义：本研究填补了关于战后神道历史变迁以及与现代社会互动的相关研究空白，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与历史分析，系统性剖析了神道的演变逻辑。
   
2. 现实意义：文章指出神道依然在日本社会与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如何看待靖国神社问题、实现政教分离原则等方面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3. 国际关系：通过对靖国神社的分析，文章体现了神道对日本与中韩等国家关系的潜在影响，具有重要的外交研究价值。
   

本研究不仅展示了神道从“国家工具”到“普通宗教”的转型，同时也揭示了战后日本宗教和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