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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通失败的机制、预测因素及临床影响:一项大型队列分析

期刊:J Neurointervent SurgDOI:10.1136/jnis-2026-024990

本研究由 Richard Bruen, Hayley Briody, Paul McHugh 等人组成的团队完成。主要作者来自爱尔兰都柏林博蒙特医院的诊断与介入神经放射科,合作者包括来自瑞士巴塞尔大学医院以及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者。该研究以题为《机械取栓失败:机制、预测因素及临床影响的队列分析》发表于2026年的 J NeuroIntervent Surg 期刊上。

该研究属于脑血管介入治疗与缺血性脑卒中领域。血管内血栓切除术(Endovascular Thrombectomy, EVT)已成为大血管闭塞性卒中的标准治疗方法。尽管技术不断进步,但仍存在一定比例的病例无法实现成功的血管再通,这被称为技术失败。既往研究表明,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Intracranial Atherosclerotic Disease, ICAD)是导致取栓失败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其在西方人群中的流行率可能被低估。研究的背景在于,尽管取栓失败与极高的死亡率和不良神经预后相关,但对于失败的具体机制、预测因素及其在西方人群中的特征,特别是ICAD所扮演的角色,仍缺乏大规模的详细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基于一个大型单中心队列,对取栓失败进行系统性分类,量化各类失败的发生率,评估其临床影响,并重点探索西方人群中未被充分认识的ICAD对失败率的贡献。

研究设计为一项回顾性队列分析,纳入了从2012年至2023年间在单一综合卒中中心连续进行的2467例EVT手术。研究对象为因大血管闭塞导致急性缺血性卒中而接受EVT治疗的患者。数据来源于前瞻性维护的国家卒中取栓登记数据库,确保了高质量的数据来源。

详细的研究流程和数据分析方法如下:首先,研究者对纳入的2467例EVT手术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收集了基线人口统计学特征、卒中严重程度、神经影像学结果、手术时间以及血管造影结果等数据。临床预后则通过改良Rankin量表进行独立评估。研究的核心是定义和分类失败。成功的再通被定义为最终的改良脑梗死溶栓血流分级(modified Treatment In Cerebral Infarction, mTICI)达到2b-3级。失败则被定义为最终mTICI<2b或最终mTICI评分相对基线无改善。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了更为保守的失败定义,即使最终达到mTICI 2b-3级,但如果相比术前没有血管造影上的改善(即“无效再通”),也被归类为失败,以更真实地反映手术的实际“无效性”。

为了深入探究失败原因,研究采用了一种已发表的分类系统,将失败病例分为三类:Ⅰ型(通路失败):由于主动脉弓或颈动脉严重迂曲等原因,无法将器械输送至血栓部位。Ⅱ型(技术失败/血栓处理失败):器械已到达闭塞血管,但未能实现持久再灌注。Ⅲ型(中止/其他原因):包括因患者状况恶化、心搏骤停、术中出血、新发栓塞、以及预判手术无益等其他非技术原因而中止手术。

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是对Ⅱ型失败进行颅内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ICAD)的判定。由于这是回顾性研究,缺乏血管壁磁共振成像这一金标准,因此研究者制定了一套基于血管造影和临床特征的标准化判定标准。由两名介入神经放射科医生独立审阅Ⅱ型失败病例的影像资料,根据以下特征将ICAD可能性分为“很可能”、“可能”或“不太可能”:残余狭窄、早期再闭塞(术后20分钟内)、闭塞部位呈“鸟嘴征”、CT上无高密度血管征、其他血管存在ICAD征象、闭塞部位钙化、临床症状与梗死部位不符、或CT灌注显示良好侧支循环伴小梗死核心。具有两个或以上特征者被判定为“很可能ICAD”。两位评估者之间的一致性通过Cohen‘s Kappa系数进行评估,显示具有高度一致性(κ=0.68),争议病例由第三位资深专家仲裁。

在统计分析方面,研究者使用描述性统计总结队列特征,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四分位距)或均值(标准差)表示。使用单变量分析比较再通成功组与失败组的基线特征和临床结局。构建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以识别再通失败的独立预测因素,并评估日历年份(治疗年代)对失败率的影响趋势。此外,还对不同类型的失败(特别是Ⅱ型)进行了亚组分析,探讨其预测因素。所有分析使用Python 3.10及相关的统计学库完成。

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在2467例EVT手术中,313例(12.7%)被归类为再通失败。其中,Ⅰ型(通路失败)40例(占失败总数的12.8%),Ⅱ型(血栓处理失败)127例(40.6%),Ⅲ型(中止/其他)146例(46.6%)。基线临床和影像特征在成功组和失败组之间基本平衡,包括年龄、卒中严重程度(NIHSS评分)、早期缺血改变范围(ASPECTS评分)等均无显著差异。然而,失败与显著更长的手术时间相关(中位数60分钟 vs 30分钟,p<0.001)。

在失败机制分析中,一个关键发现是,在127例Ⅱ型失败中,经裁决有18.1%的病例“很可能”归因于潜在的ICAD,另有4.7%为“可能”ICAD,合计高达22.8%。这表明在西方人群中,ICAD是导致取栓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多变量分析进一步显示,M1段大脑中动脉(MCA)闭塞是ICAD相关失败的主要独立预测部位,其发生ICAD的可能性显著高于颈内动脉(ICA)或M2段闭塞。

血管造影和临床结局方面,失败组患者预后极差。与成功组相比,失败组患者的90天良好功能预后率(mRS 0-2)显著更低(18.5% vs 46.7%, p<0.001),而院内死亡率则高出近三倍(29.4% vs 11.0%, p<0.001)。这种糟糕的结局在所有三种失败亚型中均相似,表明无论失败的具体原因如何,未能实现有效再通本身就预示着灾难性后果。

时间趋势分析揭示了另一个重要结果:总体再通失败率从2012-2015年的23.0%显著下降到2019-2023年的11.2%。这种改善主要归功于M1段MCA闭塞再通成功率的提高。然而,Ⅰ型(通路失败)的发生率并未随时间推移而显著下降(p=0.20)。此外,后循环取栓的失败率在各个时期均保持较高水平(2012-2015年为31.6%,2019-2023年为22.0%)。多变量模型证实,在调整了其他因素后,日历年份的推移仍然与更低的失败几率独立相关,显示了整体技术的进步。

研究的结论与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尽管技术不断进步,EVT的失败率仍然存在(约13%),且失败与极高的死亡率和不良预后密切相关。失败主要归因于手术中的技术和解剖因素,而非患者的基线虚弱状况。其次,研究成功对失败进行了机制分类,并量化了各类失败的比例。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在西方人群的取栓失败病例中,有高达22.8%的Ⅱ型失败病例表现出潜在的ICAD特征,这挑战了ICAD主要见于亚洲人群的传统观念,提示在西方临床实践中应对此提高警惕。第三,研究指出,虽然总体失败率因M1段取栓技术的成熟而下降,但由复杂血管解剖(如Ⅲ型主动脉弓、颈动脉迂曲)导致的通路失败(Ⅰ型)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这凸显了当前取栓设备在解决近端血管通路难题方面的局限,是一个未被满足的技术需求。第四,研究发现约14.7%的失败病例实际上达到了mTICI 2b-3级,但术前血管已有部分再通,术后并未带来血流改善,这揭示了单纯依赖最终mTICI≥2b作为成功标准可能会高估手术获益,强调了“无效再通”概念的重要性。

本研究的亮点在于:第一,研究规模大(n=2467),时间跨度长(12年),提供了关于EVT失败机制的长期、系统性分析。第二,采用了详尽的失败分类系统和标准化的ICAD判定流程,使得对失败原因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成功/失败二分法,更具临床指导意义。第三,研究不仅关注总体失败率,还深入分析了时间趋势,明确了技术进步在不同类型失败(如M1段再通 vs. 通路失败)上的不均衡影响。第四,研究强调了ICAD在西方卒中人群中的重要性,并提供了基于血管造影的识别特征,有助于术者在手术中早期识别并调整策略(例如,考虑行挽救性支架植入术而非反复无效的血栓抽吸或取栓)。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包括研究对并发症的分析,例如Ⅱ型失败中10.2%的病例发生了导致血管牺牲的夹层,这提示在疑似ICAD的病变上强行进行多次取栓尝试可能带来灾难性风险,早期识别和转换策略至关重要。此外,研究也承认了局限性,主要是其回顾性单中心设计,以及ICAD判定依赖于血管造影而非血管壁磁共振这一金标准,可能导致一定程度的误分类。尽管如此,该研究为理解EVT失败、优化患者选择、改进手术策略以及指导未来设备研发提供了重要的循证依据,并呼吁临床医生和研发者将注意力扩展到单纯的血栓移除之外,更加关注近端血管通路技术和ICAD等特定病理生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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