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即报告了一项原始研究的学术论文。以下是对该研究的详细介绍：
该研究由Ines Lee（来自University of York）和Eileen Tipoe（来自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共同完成，发表于2025年的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期刊上。
该研究主要关注意识形态极化（ideological polarisation）这一社会现象，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中，不同社会身份群体之间在重要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加剧。这种极化现象不仅影响社会层面的民主决策，还对职场中的合作与信任产生负面影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水平是否会影响个体在意识形态上的极化程度。通过对18个OECD国家2010年至2018年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意识形态极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关系最为显著。研究还探讨了这种“教育-极化梯度”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并提出了可能的机制解释。
研究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数据收集
研究使用了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和European Social Survey (ESS)的数据，覆盖了18个OECD国家，时间跨度为2010年至2018年。研究聚焦于三个关键政策问题：收入不平等（income inequality）、移民（immigration）和同性恋权利（gay rights）。
教育水平与意识形态极化的测量
研究使用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对教育水平进行标准化分类，将其分为五个等级：高中以下、高中文凭、高中后非高等教育、本科和研究生。意识形态极化通过个体对政策问题的态度来衡量，研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每个国家的“教育-极化梯度”。
机制分析
研究提出了四种可能的机制来解释教育-极化梯度：
数据分析
研究使用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每个国家的教育-极化梯度，并分析了国家层面的变量（如经济不平等程度、城市化水平等）对梯度的影响。此外，研究还通过控制机制变量来评估这些机制对梯度的解释力。
教育-极化梯度的普遍性
研究发现在大多数国家中，教育水平与意识形态极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在美国，这种梯度最为显著。例如，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没有高中文凭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态度差异为9.85个百分点，而在研究生学历的群体中，这一差异扩大到38.87个百分点。
机制的解释力
研究结果表明，价值-意识形态排序和互联网使用是解释教育-极化梯度的重要机制。尤其是在收入不平等和移民问题上，这两个机制显著降低了教育-极化梯度的强度。然而，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度和政治参与对梯度的解释力较弱。
国家间的差异
研究还发现，教育-极化梯度在不同国家和政策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例如，在收入不平等问题上，瑞士的梯度最强（4.27），而爱沙尼亚的梯度最弱（1.76）。在同性恋权利问题上，八个国家的梯度显著为正，而六个国家的梯度不显著。
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在意识形态上更容易极化，这种极化现象在不同国家和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显著差异。研究还指出，价值-意识形态排序和互联网使用是解释这种梯度的重要机制。这一发现对高等教育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如何通过课程设计和多样性培训来缓解意识形态极化方面。
研究还指出，尽管信息获取越来越容易，但意识形态极化现象仍然存在甚至加剧。这一现象可能与动机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有关，即个体更倾向于接受支持其已有观点的信息，而忽视或拒绝与其观点相悖的信息。研究建议，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重新设计在线媒体平台来减少极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