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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肌无力、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和MOG抗体相关疾病的计划生育与妊娠:当前证据与知识缺口

期刊:The Lancet Neurology

本文为类型b(专家观点/个人观点类学术论文)。以下为报告内容:

本文题为《Current evidence and knowledge gaps in family planning and pregnancy in myasthenia gravis, NMOSD, and MOGAD》,发表于 The Lancet Neurology 2026年3月刊(第25卷,308–324页)。该文由Dalia L. Rotstein、Raed Alroughani、Georgina Arrambide等多国神经免疫学专家联合撰写,通讯作者为德国鲁尔大学波鸿分校Katholisches Klinikum Bochum的Kerstin Hellwig教授与慕尼黑大学医院的Tania Kümpfel教授。文章围绕重症肌无力(myasthenia gravis, MG)、水通道蛋白4抗体阳性的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euromyelitis optica spectrum disorder, NMOSD)和髓鞘少突胶质细胞糖蛋白抗体相关疾病(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associated disease, MOGAD)三类抗体介导的神经免疫疾病,系统整合了妊娠期及哺乳期用药安全性的现有证据,并提出专家建议。

文章的核心背景是:MG、NMOSD和MOGAD常累及育龄女性,妊娠期和产后存在病情加重或复发风险,而许多药物说明书过于保守,导致医生和患者面临治疗决策的不确定性。作者指出,传统的临床决策长期将胎儿安全置于母体健康之上,造成了治疗迟疑。近年来,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妊娠期维持免疫治疗不仅能降低母体疾病活动度和残疾累积,还可能改善NMOSD的不良妊娠结局。因此,本文旨在为从孕前到产后的全程管理提供实用的专家建议,重点关注传统免疫抑制剂及补体抑制剂、B细胞清除疗法、新生儿Fc受体(neonatal Fc receptor, FcRn)阻断剂等新型治疗。

文章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三类疾病在妊娠期和产后的疾病活动模式有所不同。对于MG,两项大型荟萃分析纳入了734例和824例妊娠,结果显示34–36%的妊娠期间病情加重,20–29%病情改善,产后加重风险最高(约8–11%)。胸腺切除史与孕期MG加重风险降低相关,但目前尚难以将孕期免疫治疗与病情加重风险建立明确关联。对于NMOSD,近千例妊娠的荟萃分析提示产后复发和残疾累积风险显著升高,年复发率在产后首个三个月较孕前平均增加1.28,扩展残疾状态量表(Expanded Disability Status Scale, EDSS)评分平均增加0.44。近5年的研究显示,孕期年复发率与孕前相似或更低,且孕期使用免疫抑制治疗与妊娠相关发作风险降低相关。对于MOGAD,小型队列研究提示孕期年复发率下降、产后可能上升,但部分研究纳入了单相病程患者,证据强度有限。此外,产后是MOGAD首次发病的易感窗口,法国多中心队列中9%的患者在产后首次发病。

第二个主要观点是:在产科结局方面,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表明这三类疾病会显著增加产科并发症。MG患者中早产和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发生率可能略高于一般人群,但瑞典全国登记研究未发现任何妊娠并发症的显著差异。NMOSD的流产率和子痫前期发生率与一般人群相似,但胎盘水通道蛋白4(aquaporin-4, AQP4)可被循环中的AQP4-IgG结合,可能导致胎盘损伤;动物实验还提示宫内暴露于AQP4抗体可能影响雄性后代的皮层血管和记忆功能。阴道分娩在病情控制良好的患者中被推荐,剖宫产主要用于产科指征或严重肌无力、脊髓炎伴严重功能障碍等特殊情况。

第三个主要观点是:妊娠期免疫治疗的选择应基于疾病活动度、药物安全性数据以及区域药物可及性。文章通过表1系统总结了各类药物在孕期的动物数据、孕早期暴露、全孕期暴露证据及专家建议。传统免疫抑制剂中,硫唑嘌呤在炎症性肠病的大量妊娠数据中未显示明确的负面妊娠结局,可考虑全孕期继续使用;非氟化糖皮质激素(泼尼松、泼尼松龙、甲泼尼龙)可在疾病活动时使用,但应尽量降低剂量;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吗替麦考酚酯具有明确的致畸性或胚胎毒性,应在孕前停用并采用有效避孕。生物制剂方面,依库珠单抗(eculizumab)在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的300余例妊娠中未显示不良妊娠结局,NMOSD患者可全孕期继续使用;雷夫利珠单抗(ravulizumab)数据较少,但个案报道未发现不良事件,必要时可考虑转换为数据更充分的依库珠单抗。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在NMOSD和多发性硬化的200余例妊娠中未显示负面妊娠结局,但可导致新生儿B细胞耗竭和血液学异常;对于孕前2年内有疾病活动、治疗时间不足2年或末次输注距妊娠超过3个月的AQP4阳性NMOSD患者,可考虑在孕早期末再次给药。FcRn阻断剂(efgartigimod alfa、nipocalimab、rozanolixizumab)在MG中属于较新的治疗,人类妊娠数据极为有限,但鉴于其可降低母体IgG向胎儿的转运,理论上可能减少保护性抗体的被动转移,因此建议仅在必要时于孕中晚期使用。IL-6受体抑制剂(satralizumab、tocilizumab)的妊娠数据主要来自类风湿关节炎和COVID-19期间的用药经验,未显示明确的畸形风险,但新生儿可能出现一过性血细胞减少,需监测血常规和肝功能。抗CD19单抗inebilizumab尚无妊娠数据,但推测其安全性与抗CD20药物类似。

第四个主要观点是:哺乳期用药的兼容性需要重新评估。文章通过表2总结了药物向乳汁的转移、婴儿暴露水平及专家建议。硫唑嘌呤在母乳中药物浓度极低,婴儿血清中几乎检测不到,可在服药后间隔4小时哺乳;低剂量泼尼松(<20 mg/日)在母乳中浓度极低,哺乳无需暂停;环磷酰胺、甲氨蝶呤和吗替麦考酚酯不应在哺乳期使用。单克隆抗体类药物由于分子量大,进入乳汁的量极低,且在成熟新生儿肠道中被降解,因此总体认为与哺乳兼容。但若在产后新启动单抗治疗,建议等待7–10天再恢复用药,以减少初乳中药物向新生儿的转移。对于FcRn阻断剂,由于缺乏数据,建议在哺乳期使用时谨慎监测。

第五个主要观点是:新生儿疫苗接种和监测需要根据宫内药物暴露情况个体化调整。宫内暴露于B细胞清除疗法的新生儿可能出现B细胞减少和低丙种球蛋白血症,应进行血常规、CD19/CD20细胞计数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活疫苗(尤其是卡介苗)应推迟至血液学指标恢复正常后。暴露于补体抑制剂的新生儿可能出现补体水平下降,需根据情况调整疫苗接种计划。此外,母体致病性抗体(如AChR抗体、MuSK抗体、AQP4-IgG、MOG-IgG)可经胎盘转移,其中AChR抗体可导致新生儿一过性肌无力(发生率5–20%),严重时可致胎儿AChR抗体相关疾病(如关节挛缩症),需在三级医疗中心分娩并进行密切监测。

文章的意义在于:它汇集了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神经免疫学专家的共识,整合了截至2025年8月的最新证据,为MG、NMOSD和MOGAD患者的围产期管理提供了系统、可行的指导框架。文章特别强调了科学化共享决策的重要性,反对因药物说明书过度保守而延误母体治疗,并指出哺乳与多数免疫治疗可以兼容。同时,文章还指出当前证据的不足,呼吁建立国际妊娠登记系统、收集标准化数据、与监管机构和产业界合作,以填补妊娠期新型药物安全性的知识空白。其区域考虑部分也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临床实践提供了实用建议,具有重要的全球适用性和临床转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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