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是一篇关于血流导向装置（flow diverter, FD）治疗后未破裂动脉瘤延迟性破裂（delayed aneurysm rupture, DAR）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研究。以下是针对该研究的学术报告：
作者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Fernanda Rodriguez-Erazú（第一作者，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Baptist Medical Center）领衔，联合Mayo Clinic、法国Bicetre Hospital等机构的16位学者共同完成，于2025年发表在*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J NeuroIntervent Surg），DOI:10.1136/jnis-2025-024135。
学术背景
科学领域：神经介入治疗学，聚焦颅内动脉瘤的血流导向装置治疗并发症。
研究动机：FD技术虽革新了复杂动脉瘤的治疗，但DAR（术后数周内动脉瘤迟发性破裂）是一种罕见但致死率高达73.3%的严重并发症，其机制尚不明确。既往研究提示动脉瘤大小、瘤内血栓或后循环位置可能与DAR相关，但缺乏系统性量化证据。
研究目标：通过荟萃分析明确DAR的发生率、时间窗及预测因素，优化临床决策。
研究流程与方法
1. 文献检索与筛选
- 数据库与策略：检索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和Embase（截至2024年6月），关键词包括“intracranial aneurysm”“flow diverter”“delayed rupture”等布尔组合。
- 筛选标准：纳入报告DAR且样本量≥5例的原始研究，排除术中穿孔或病例报告。最终纳入64项研究（9820例患者，85例DAR）。
- 工具：使用半自动化软件Nested Knowledge Autolit辅助筛选，遵循PRISMA指南。
2. 数据提取与偏倚评估
- 变量提取：患者年龄、性别、动脉瘤大小/形态/位置（前循环vs后循环）、瘤内血栓、是否联合弹簧圈栓塞等。
- 偏倚评估：采用ROBINS-I工具评估观察性研究的偏倚风险，54项研究为中等风险，10项为高风险。
3. 统计分析
- 软件与模型：R 4.4.2（“meta”和“tableone”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logit转换）计算DAR合并发生率。
- 异质性处理：通过Cochran’s Q检验和I²统计量评估，剔除4项离群值后敏感性分析。
- 亚组分析：按动脉瘤大小（<10 mm vs ≥10 mm）和研究设计（前瞻性vs回顾性）分层。
- Meta回归：检验动脉瘤特征（如大小、血栓、位置）与DAR的关联性。
主要结果
- DAR发生率：总体发生率为1.40%（95% CI:1.02–1.93），剔除离群值后为1.18%（95% CI:0.93–1.51）。
- 高风险因素：
- 大动脉瘤（>10 mm）：OR=1.08（95% CI:1.02–1.14, p=0.008），≥25 mm的巨大型动脉瘤占比66.3%。
- 瘤内血栓（intra-aneurysmal thrombus）：OR=1.05（95% CI:1.01–1.09, p=0.010），64.3%的DAR病例存在血栓。
- 后循环位置（posterior circulation）：OR=1.02（95% CI:1.00–1.04, p=0.014）。
- 时间分布：66.7%的DAR发生于术后30天内，最晚1例为275天。
- 死亡率：DAR患者出院时死亡率达73.3%。
结论与意义
- 临床价值：
- 首次通过荟萃分析量化DAR风险，明确大动脉瘤、瘤内血栓和后循环位置为独立预测因素，为术前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 强调术后30天为关键监测窗口，需对高风险患者加强随访。
- 科学意义：
- 提出DAR的多机制假说：早期（<30天）与血流动力学改变（如FD贴壁不良、过渡区孔隙率不均）相关，晚期与瘤内血栓的蛋白酶降解作用相关。
- 指出FD技术局限性，呼吁进一步研究优化装置设计（如孔隙密度调控）和抗血栓辅助治疗。
研究亮点
- 全面性：涵盖9820例患者，为迄今最大规模的DAR荟萃分析。
- 方法学创新：采用个体患者数据（IPD）补充分析，增强结果可靠性。
- 临床转化：明确提出了高风险患者的筛选标准（如巨大型、后循环动脉瘤需谨慎选择FD治疗）。
其他有价值内容
- FD类型分析：Pipeline Embolization Device（PED）占比56.1%，但因发表偏倚，未发现FD品牌与DAR的显著关联。
- 联合弹簧圈的作用：38.9%的DAR病例曾行联合栓塞，但未显示保护效应（p>0.05），提示需探索更优的辅助策略。
（全文约2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