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生职业使命感形成机制研究：职业探索、决策自我效能感与开放性人格特质的交互作用

本研究报告基于苏晓敏 (Xiaomin Su)、Anuar Ahmad 与 Jamsari Alias 在 Social Sciences 期刊 2024 年第 13 卷上发表的研究文章《Examining Career Calling through Career Exploration: The Influence of Decision Self-Efficacy and Openness》。该研究由中国岭南师范大学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和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 的研究者共同完成，并于2024年12月18日正式发表。此研究属于职业心理学与职业发展领域的实证研究，旨在探讨中国大学生职业使命感（Career Calling）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重点考察了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的核心作用，并揭示了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Career Decision-Making Self-Efficacy, CDMSE）的中介作用以及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人格特质的调节作用。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在全球化与技术变革深刻改变就业环境的背景下，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发展挑战。他们不仅需要掌握专业知识技能，更需在复杂的就业市场中找到方向与意义。职业使命感作为一种深刻的职业价值观，能够为个体提供清晰的目标感和意义感，为其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在高等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职业使命感，对于塑造负责任、有目标感的未来社会工作者至关重要。

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与积极的职业成果（如更高的工作投入、更低的工作倦怠、更强的组织忠诚度等）显著相关，但关于个体如何形成和发展职业使命感的具体过程和内在机制，学界仍缺乏深入理解。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认知职业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 SCCT）和 Super 的生涯发展理论为框架，将焦点置于大学生群体，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职业探索行为如何影响职业使命感的发展？其内在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个体差异（如人格特质）影响这一过程？通过揭示这些关系，研究不仅期望拓展职业使命感前因变量的理论认知，也旨在为高校教育者和职业咨询师设计更有效的职业指导方案提供实证依据。

详细研究流程 本研究遵循规范的量化研究流程，主要包括理论构建与假设提出、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检验、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等几个核心步骤，最终形成研究结论与讨论。

第一步：理论框架构建与假设提出 研究团队首先进行了系统的文献回顾，整合了职业探索、职业使命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及经验开放性人格特质的定义与相关理论。基于社会认知职业理论（个体通过自我效能感和结果预期主动调节行为）和生涯建构理论（个体在经验中主动寻求意义），研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并提出了五个具体假设（H1-H5）： 1. H1：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有正向影响。 2. H2：职业探索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正向影响。 3. H3：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使命感有正向影响。 4. H4：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在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起中介作用。 5. H5：经验开放性人格特质正向调节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之间的关系，即经验开放性水平越高，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的促进作用越强。

第二步：研究对象与数据收集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参与者来自中国广东省的两所高校（一所重点大学，一所普通大学），以确保样本在教育背景和资源获取上的多样性。采用随机抽样方法，涵盖了不同学科和年级的学生。数据收集通过在线问卷平台“问卷星”进行，调查时间为2024年7月至8月。为确保数据质量，研究者剔除了作答时间过短（少于180秒）或过长（超过1200秒）的无效问卷。最终，研究共获得421份有效问卷，其中男性163人，女性258人。样本的基本信息（性别、专业、居住地、月生活费等）均进行了统计分析。

第三步：测量工具与信效度检验 研究采用成熟的量表测量各变量，并通过“翻译-回译”流程进行汉化，由三位教育心理学专家审核以确保文化适应性。测量前进行了小规模预测试（n=50）以评估量表的可理解性和文化相关性。 1. 职业探索：采用 Kracke (1997) 开发的6条目量表，测量自我探索和环境探索的程度。示例条目：“当我寻找某个职业的信息时，我也会试图了解其负面方面。”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911，信度优秀。 2. 职业使命感：采用张春雨等人 (2015) 开发的中文版职业使命感量表，原11条目中本研究选用9条。示例条目：“我的职业是体现我人生价值的手段之一。”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931，信度优秀。 3.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采用 Lent 等人 (2016) 开发的3条目量表。示例条目：“如果你发现你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持来追求你偏好的职业选择，制定一个良好的备用计划。”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865，信度良好。 4. 经验开放性：采用大五人格量表中的经验开放性分量表（Zhang et al., 2019），共3条目。示例条目：“我喜欢冒险。” 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 0.925，信度优秀。 研究者使用 SPSS 25.0 和 AMOS 24.0 软件对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大于 0.7，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在 0.633 到 0.832 之间（均大于 0.5），组合信度（CR）在 0.869 到 0.926 之间（均大于 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此外，四因子模型（职业探索、职业使命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经验开放性）的拟合指标（χ2/df = 2.418, CFI = 0.962, RMSEA = 0.058, SRMR = 0.049）显著优于单因子模型，证明了各变量间的区分效度良好，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第四步：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研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和分层回归分析等方法对假设进行检验。 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各主要研究变量（职业探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经验开放性、职业使命感）之间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 < 0.01），这为后续的路径分析提供了初步支持。例如，职业探索与职业使命感的相关系数为 0.576。 2. 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采用 AMOS 进行路径分析。结果支持了 H1、H2 和 H3： * 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412, p < 0.001）。 * 职业探索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513, p < 0.001）。 *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对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163, p < 0.001）。 为检验中介效应（H4），研究采用 Bootstrap 法（重复抽样5000次）。结果显示，职业探索通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影响职业使命感的间接效应值为 0.117（95% 偏差校正置信区间为 [0.064, 0.199]），占总效应（0.529）的 22.12%。由于置信区间不包含0，因此 H4 得到支持，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3. 调节效应检验：为检验 H5，研究使用 SPSS 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并对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在控制了性别、生活费用等变量后，将职业探索、经验开放性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职业探索与经验开放性的交互项对职业使命感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β = 0.110, p < 0.01）。为进一步解释调节效应，研究者绘制了简单斜率图。分析表明，对于高经验开放性的个体，职业探索对职业使命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更强；而对于低经验开放性的个体，该正向预测作用相对较弱。这完全支持了 H5。

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严谨的数据分析，系统地验证了所提出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发现。 1. 职业探索是塑造职业使命感的关键驱动力：研究结果（H1成立）直接证实，大学生积极从事职业探索活动（如实习、信息搜集、自我反思），能够显著提升其职业使命感水平。这支持了理论观点，即探索过程帮助个体深入了解自我与职业世界，在“人-职匹配”的实践中，逐步明晰哪些职业角色能更好地承载其人生目标与价值观，从而形成对特定职业角色的深度认同和意义感。 2. 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是关键的中介机制：研究不仅发现了职业探索对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的提升作用（H2成立），以及后者对职业使命感的促进作用（H3成立），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前者是通过增强后者来间接影响后者的（H4成立）。这条路径意味着：当大学生通过探索获得了丰富的职业信息、积累了实践经验并进行了深度自我反思后，他们对自身做出有效职业决策的能力会更加自信。这种自信激发了更强的内在动机和主动性，使他们更有能力设定清晰的职业目标、制定有效策略，并坚定不移地追求与个人价值观相符的职业理想，最终强化了职业使命感。 3. 经验开放性人格特质是重要的“催化剂”：研究发现了显著的调节效应（H5成立）。具有高经验开放性特质（表现为好奇心强、富有想象力、乐于尝试新事物）的大学生，其职业探索行为对职业使命感的正向影响更为强烈。这是因为开放性高的个体在探索过程中更主动、更具创造性思维和更强的适应性，他们能更好地整合探索所得，勇于突破传统框架，从而在探索中更深刻地发现并建构工作的意义。相反，开放性较低的个体，其探索行为对使命感的激发作用则相对有限。

结论与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结论可以概括为：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积极的职业探索行为能够直接并间接（通过提升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地促进职业使命感的形成与发展，且这一过程受到个体经验开放性人格特质的调节。

该研究的价值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 * 理论价值： 1. 机制深化：研究超越了以往对职业使命感相关因素的简单探讨，首次在中国情境下，以大学生为样本，清晰地揭示了“职业探索→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职业使命感”这一中介路径，深化了学界对职业使命感形成内在心理过程的理解。 2. 边界条件明晰：研究引入经验开放性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了人格特质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表明职业探索的效用并非对所有人均等，为理论模型增加了重要的边界条件。 3. 理论整合与拓展：研究成功地将社会认知职业理论、生涯建构理论与职业使命感研究相结合，将研究背景从职场员工拓展至高校学生，丰富了相关理论的应用范围。 * 实践价值： 1. 对高校职业教育的启示：研究为高校设计系统性、个性化的职业生涯教育方案提供了直接依据。教育者应：a) 大力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探索平台（如实习、工作坊、行业讲座）；b) 在探索活动中，有意识地设计环节以提升学生的决策自信（如决策模拟、成功案例分享、技能培训）；c) 针对不同人格特质的学生提供差异化指导。对高开放性学生，可鼓励其进行创新性、跨领域的探索；对低开放性学生，则需提供更多支持、设定渐进式目标，逐步引导其投入探索。 2. 对大学生个人发展的指导：研究鼓励学生认识到主动探索和自我反思的重要性，理解自信心在职业定位中的关键作用，并意识到自身性格特点如何影响探索效果，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生涯规划。

研究亮点 1. 研究模型的创新性：本研究构建并验证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同时考察了职业探索的作用机制（中介）和生效条件（调节），对职业使命感前因的研究视角更为全面和深入。 2. 研究对象的适切性与情境化：聚焦于处于生涯探索关键期的大学生群体，并将研究置于中国高等教育和就业市场的情境中，使研究发现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 3. 严谨的研究方法：采用了成熟的测量工具，经过严格的汉化和信效度检验；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和Bootstrap法等高级统计技术检验复杂模型，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4. 明确的实践导向：研究从问题提出到结论讨论，始终贯穿了对教育实践的关照，提出的建议具体、可操作，体现了应用研究的价值。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者在讨论部分也坦诚地指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这体现了科学研究的严谨性： 1. 样本局限性：样本仅来自广东省两所高校，未来研究可扩大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院校乃至已就业人群，以检验结论的普适性。 2. 研究设计局限性：采用横截面数据，难以确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动态变化。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或实验干预法。 3. 变量选择局限性：未来研究可纳入社会支持、家庭背景、文化价值观等其他潜在重要变量，以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模型。 这些局限性与展望为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指明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