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之间本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裁量，但却简单以 800 元裁量权基准进行决定，忽略了具体个案的特殊情形。这种裁量权过于缩小的情形可能忽视行政活动中对个案灵活处理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算法裁量滥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政府依赖算法作出的裁量行为，可能遭遇多方面的滥用：一是算法的开发者可能故意或无意中在设计过程中融入自己的价值选择或倾斜属性；二是算法运行可能因系统漏洞导致输入数据偏差，或者算法更新后未动态调整裁量基准模型，进而出现与实际不符的偏差裁量结果；三是行政机关可能利用算法决策作为“挡箭牌”，规避对行政处置或裁量行为的直接责任，弱化公权力的责任担当。算法裁量滥用一方面体现在其可能限制相对人充分主张权利的渠道，另一方面也可能对算法开发机构在不同利益群体间的选择造成不良导向，从而让公共利益长期受损。

为此，应在算法裁量应用领域引入事前监督、独立评价与动态调整机制，对算法裁量基准模型进行持续的规范与优化，同时制定法律框架或辅以伦理规范，明确“算法黑箱”在裁量环节滥用时的法律责任主体和相应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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