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的Xia Xiang、杜伦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的Binghan Zheng以及香港理工大学英文系的Dezheng Feng共同完成，发表于Journal of Pragmatics第169卷（2020年），页码231至244。研究标题为《Interpreting impoliteness and over-politeness: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preters’ cognitive effort, coping strategies and their effects》。该研究获得了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YY089）的资助。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植根于语用学（pragmatics）与口译研究（interpreting studies）的交叉领域。长期以来，礼貌（politeness）被视为静态、固定的语言现象，但近三十年的跨文化研究表明，礼貌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和互动性现象，由交际参与者动态协商建构。在这一理论转向下，不礼貌（impoliteness）和过度礼貌（over-politeness）作为礼貌评价的两个极端，逐渐引起学界关注。然而，在口译研究领域，礼貌议题尚未获得充分重视，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会议口译和法庭口译，方法上以会话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为主，且多为产品导向的定性个案研究，难以揭示译员在处理礼貌相关话语时的认知过程与角色协商机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方法，考察译员如何处理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分析其所涉及的认知努力（cognitive effort）、应对策略（coping strategies）及其效果，并探讨这些处理方式与译员跨文化语用能力（intercultural pragmatic competence）之间的关联。作者选择了联络口译（liaison interpreting）作为研究模态，因为该模态最能够呈现参与者互动的动态性。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构建了一套“过程—产品”相结合的实证流程。研究对象为22名译员，包括11名职业译员（编号P1至P11）和11名学生译员（编号S1至S11）。职业译员的平均年龄为36.18岁，均拥有至少三年专业训练和八年以上商务口译经验；学生译员为某中国大学翻译专业三年级本科生，平均年龄21.73岁。所有受试者母语均为普通话，第二语言为英语。实验材料改编自《Interpreting Asia, Interpreting Europe》中的两个商务联络口译场景，一个涉及折扣谈判，另一个涉及告别赠礼。源语脚本包含146个汉字（13个话轮）和138个英文单词（12个话轮）。研究的关键步骤之一是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的识别。研究者首先识别出与听话人预期和面子需求相冲突的言语行为，然后引入10名中英双语语言学家组成评判小组，对11个候选话语在1至9分的李克特量表上进行评分，最终确定6个过度礼貌话语（全部为中文，平均得分7.82）和5个不礼貌话语（2个中文、3个英文，平均得分2.22）。实验程序包括译前简报、双边交替传译任务和译后一对一回溯性访谈，整个过程约10分钟并全程录音转录。数据分析分为两个层面：在认知努力层面，研究者利用Audacity 2.0.3软件对所有录音进行波形图分析，以每秒词数（processing time per word, PTPW）为指标，测量译员处理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的时间，并与全文平均处理时间进行配对t检验；在应对策略层面，研究者将237个有效的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译语实例进行文本对比，依据Napier的省略分类学（omission taxonomy）将省略分为有意识策略性省略、有意识意图性省略、有意识非意图性省略和无意识省略，同时根据Trosborg的框架将其他策略分为词汇策略和句法策略，最后再次邀请评判小组对译语进行1至9分的评分，以判断策略效果是“缓解”（mitigating）、“加重”（aggravating）、“保留”（retaining）还是“偏离”（deviating）。

研究结果首先显示，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确实对译员的处理速度产生了影响。在中译英方向，译员处理这些话语时的平均PTPW为0.54，显著高于全文的0.47（p<0.05）；英译中方向则无显著差异（0.54对0.53）。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学生译员在中译英方向上处理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时PTPW从全文的0.48延长至0.62，而职业译员几乎不受影响（0.45对0.46）；在英译中方向上则出现反转，职业译员处理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的PTPW为0.54，明显高于其全文平均值0.46，学生译员反而略快（0.54对0.59）。回溯性访谈显示，学生译员更关注语言层面的表达困难，而职业译员则更多考虑目标语文化中的可接受性和中国雇主的“面子”。在应对策略方面，两组译员均大量采用了超出字面直译范畴的策略。学生译员的字面直译使用率为28.1%，职业译员仅为7.2%。职业译员使用的省略总数（38次）高于学生（26次），且其中76.3%属于有意识策略性省略，目的在于保护交际双方面子；而学生译员的省略中57.7%为有意识意图性省略，主要由于无法即时找到对应表达。词汇和句法策略的使用亦存在显著差异：职业译员使用句法策略的中位数为6，显著高于学生（中位数为2，Mann-Whitney U=12.5，p=0.001）；字面直译方面，职业译员中位数为1，显著低于学生（中位数为3，U=3，p=0.000）。职业译员的五大高频策略包括词汇模糊限制语（lexical hedges）、礼貌标记语（politeness markers）、词汇降低程度语（downgraders）、认知模糊限制语（epistemic hedges）以及将源语文化问候语转换为目标语文化习惯用语；学生译员的五大高频策略为词汇回避、词汇模糊限制语、情态动词、降低程度语和词义消极—积极转换。策略效果评估显示，职业译员使用的策略中92.3%至96.1%成功缓解了话语的面子威胁力，学生译员为75.9%至76.3%。学生译员更易出现“偏离”和“加重”效果，主要由于语言能力不足或未能察觉语用差异；职业译员仅P2一名受试者出现了加重效果，但其使用祈使句和主动建议等策略是出于解释文化差异的良好意图，却可能暗含对中方商人礼仪知识的冒犯。

本研究的结论指出，不礼貌与过度礼貌话语的处理确实需要投入额外认知努力，职业译员主要在英译中方向上因考虑中国雇主的面子而放慢速度，学生译员则在中译英方向上因语言能力限制而受阻。两组译员均展现出一定的语用干预意识，但职业译员使用策略更为主动、灵活且有明确意图，尤其在句法策略和省略的使用上更为大胆。总体上，绝大多数策略成功缓解了话语中的面子威胁。本研究的主要价值在于：其一，从理论层面挑战了礼貌的静态预设观，为从跨语言、跨文化视角动态建构地理解礼貌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二，将“跨文化语用能力”概念引入口译研究，揭示了口译员在“翻译”与“协调”双重角色之间的复杂性；其三，在应用层面，本研究的发现对口译教学具有启示，表明有必要将语用意识和语用能力培养纳入译员技能体系，以推动联络口译的职业化并更好地满足客户期望。本研究的亮点包括：采用“认知处理时间+产品策略分析+回溯性报告”的多维度实证设计，对比职业译员与学生译员在面对面子威胁话语时的表现差异；首次将不礼貌和过度礼貌同时纳入联络口译实证研究；以及通过区分省略的不同类型，揭示了省略从传统“错误”概念向有意识语用策略的转变。研究团队也指出，仅以处理时间衡量认知负荷存在局限，且研究语料规模有限，未来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多数据流支持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