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烦躁者人格特征研究进展》是由张飞（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张继文（香港理工大学）、李小平（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潘令仪（通信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合作撰写的综述论文，发表于《心理学通讯》2020年第3卷第4期。本文系统梳理了性别烦躁（gender dysphoria, GD）群体的人格特征、心理健康状况、人格障碍风险及干预手段的研究进展，旨在为国内相关领域提供理论参考。

主要观点与论据

1. 性别烦躁的定义与概念演变

性别烦躁指个体因生理性别与认同性别不一致而产生的痛苦，并伴随改变生理性别的强烈意愿。其概念经历了从”易性症”（DSM-III）到”性别认同障碍”（DSM-IV），再到”性别烦躁”（DSM-5）的演变。DSM-5将其定义为独立诊断类别，强调”烦躁”而非”认同差异”，体现了对性别多样性的认可。国际疾病分类（ICD-11）则将其更名为”性别不一致”，归入性健康章节，进一步推动去病理化进程。支持证据包括：
- DSM-5将诊断标准聚焦于”临床痛苦”而非身份本身；
- ICD-11的调整反映了世界卫生组织对性别多元化的包容态度。

2. 性别烦躁群体的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风险

研究表明，性别烦躁者可能表现出更高的抑郁特质、情绪不稳定性及社交回避倾向。这种特征与社会排斥、家庭拒绝等压力源相关。例如：
- 日本学者藤田志保（2015）发现，该群体儿童期即存在高焦虑与自杀意念；
- Devor（2004）指出，性别角色冲突导致其社交内向性增强；
- 国内赵文清等（2018）发现，病理性内向的性别烦躁者心理问题更突出。
但近期大样本研究（如Vries等，2011）显示，多数性别烦躁者心理功能处于正常范围，质疑了早期”精神疾病关联论”。

3. 人格障碍的争议与常见类型

早期研究（如崔玉华等，1998）通过MMPI（明尼苏达多相个性测验）发现性别烦躁者人格偏离显著，但样本量小、方法单一。近期研究指出：
- 常见人格障碍类型为抑郁型、强迫型（Havar等，2015），与少数群体压力理论（Meyer，2003）一致；
- 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可能高发（Jolfaei等，2014），可能与”拒绝敏感模型”（Zhang等，2020）描述的防御性行为相关。

4. 研究方法：问卷与访谈的结合

人格评估主要依赖量化工具（如MMPI-399、EPQ）和结构化访谈（如Shedler-Westen评估程序）。
- MMPI-399包含10个临床分量表（如抑郁、偏执），T分＞70提示病理倾向；
- PDQ（人格诊断问卷）用于筛查人格障碍，敏感度高但特异性中等；
- 访谈法可补充质性数据，但耗时且对评估者要求高。

5. 干预手段及其对人格的影响

激素治疗与性别重置手术能显著改善心理健康：
- 激素治疗可降低神经质得分（Metzger & Boettger，2019），FTM（女跨男）者在MMPI多个量表分数下降（Keo-Meier等，2015）；
- 术后患者抑郁减少、社会适应提升（Monteiro，2012），后悔率不足1%（Michel等，2002）。
干预需遵循WPATH标准，包括心理评估、知情同意及最小年龄限制。

6. 研究展望与不足

未来需关注：
- 青少年群体的纵向研究（Olson等，2016证明家庭支持可降低焦虑）；
- 家庭养育方式对人格塑造的影响（如中国传统文化对男性气质的要求）；
- 质性研究补充量化方法的局限。
当前国内研究样本不足，需借鉴国际成果填补空白。

论文价值与意义

本文首次系统整合了性别烦躁者人格特征的全球研究，为国内学界提供了重要参考：
1. 理论价值：厘清了人格特征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挑战了”病理化”偏见；
2. 临床意义：强调干预手段（如激素治疗）对心理功能的积极影响；
3. 社会倡导：通过去病理化定义，促进对性别多元群体的科学认知与社会包容。

亮点与创新

• 跨学科视角：结合心理学、精神医学与社会学证据；
  
• 批判性综述：对比早期与近期研究，揭示方法论差异对结论的影响；
  
• 本土化启示：提出中国文化背景下性别角色压力研究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