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是Patrick Wolfe撰写的一篇书评，发表于2002年10月的《History and Theory》期刊（第41卷第3期，第367-380页）。书评的对象是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的著作《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Patrick Wolfe当时任职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
本文的核心主题是对斯皮瓦克后殖民批判理论的“负债性批判”（indebted critique）。作者在肯定斯皮瓦克理论贡献的同时，敏锐地指出其分析框架中存在一个关键的盲点或排除项——伊斯兰与穆斯林。书评以斯皮瓦克对印度“萨提”（sati，即寡妇殉葬）习俗的著名分析为切入点，揭示了斯皮瓦克、英国殖民话语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精英在构建“白人男性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这一叙事时的“结构性共谋”，而这种共谋的结果是系统地抹除了印度伊斯兰的历史遗产和穆斯林的主体性。因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替代性问题：“穆斯林能说话吗？”（Can the Muslim speak?），以此挑战斯皮瓦克经典命题“属下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在特定语境下的局限性。
主要观点阐述：
1. 对斯皮瓦克理论核心与方法论的概述与肯定 Patrick Wolfe首先概括了斯皮瓦克《后殖民理性批判》一书的宏大抱负与方法论特征。斯皮瓦克的目标是解构西方知识体系中的“帝国主义公理”，追踪其被排除的“他者”——即她所称的“本土信息提供者”（native informant）。她并非简单地寻找一个被殖民话语掩盖的、本真的“本土声音”，因为这种寻找本身可能重复殖民二元对立（殖民者/被殖民者）的逻辑。相反，斯皮瓦克采用了一种“结构性共谋”分析策略，揭示表面上对立的文本（如黑格尔哲学与《薄伽梵歌》、殖民法律与印度教经典）之间深层的同谋关系，以此打乱西方表征体系的稳定性。她的写作以语言艰深、思维跳跃、拒绝简单结论著称，旨在捕捉“正在消失的当下”的复杂性。Wolfe特别指出，斯皮瓦克对西方学院左派的批判尤为深刻，她区分了第一世界的“少数族裔”地位与第三世界的“属下”地位，警告不要将两者轻易等同，并提醒人们注意政治“代表”（作为代理，vertreten）与文化“再现”（作为肖像，darstellen）这两个层面不可避免的相互缠绕与建构性。
2. 以“萨提”分析为例，揭示斯皮瓦克论述中的“印度教化”倾向及其排除机制 书评的重点在于对斯皮瓦克关于“萨提”习俗分析的批判性重读。Wolfe回顾了斯皮瓦克的经典论述：在关于萨提的殖民辩论中，形成了“白人男性从棕色男性手中拯救棕色女性”与“她们（寡妇）自己想死”两套对立的话语。这两套话语相互 legitimize，却共同抹除了寡妇自身的声音与主体性。斯皮瓦克将这一具体事件置于更广阔的印度教法（Shastric）贬低女性主体性的框架中，并将其与全球金融化时代对第三世界女性的剥削联系起来。 然而，Wolfe指出，斯皮瓦克在这一精妙分析中，无意识地重复了她所批判的殖民二元逻辑。在她的论述框架里，所有的行动者——“白人男性”、“棕色男性”（婆罗门学者、印度教保守派）、“棕色女性”（印度教寡妇），甚至包括拉姆莫汉·罗伊（Raja Rammohun Roy）这样的印度教改革者——都是非穆斯林（印度教徒或基督徒）。整个关于萨提的论争被呈现为一个纯粹的“印度教内部”或“印度教-基督教殖民者之间”的问题，伊斯兰和穆斯林完全缺席。Wolfe认为，这种排除并非偶然，它恰恰复制了英国殖民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构建“现代印度”叙事时的共谋：将印度的“黄金时代”等同于印度教古典时期，将“穆斯林时期”描绘为黑暗的中世纪，从而为殖民统治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提供合法性。斯皮瓦克的文本在这一点上，与这种抹除伊斯兰遗产的“结构性共谋”不谋而合。
3. 引入拉姆莫汉·罗伊的早期著作《Tuhfat-ul-Muwahhiddin》，论证印度伊斯兰遗产的关键作用 为了证实上述排除并非无的放矢，Wolfe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论证。他以反萨提运动的核心人物、被誉为“现代印度之父”的拉姆莫汉·罗伊为例。主流叙事（也是斯皮瓦克所依赖的二手资料，如Lata Mani和Sumit Sarkar的研究）认为，罗伊的思想经历了从早期（1804年《Tuhfat》时期）基于“激进理性主义”到后期（1815年定居加尔各答后）依赖印度教经典《奥义书》权威的“倒退”或转变，并将此归因于欧洲东方学家和基督教传教士的影响，从而强化了印度民族主义思想的“派生性”（derivativeness）焦虑。 Wolfe通过对罗伊1804年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Tuhfat-ul-Muwahhiddin》（《致一神论者的礼物》）的文本分析，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断裂说”。他指出，这部早于罗伊熟练掌握英语多年的著作，已经完整地阐述了他毕生坚持的核心思想：基于理性与感官经验的一神论（反对多种崇拜和偶像崇拜），以及宗教应服务于社会功用的理念。书中大量引用了《古兰经》、波斯诗人哈菲兹以及阿拉伯逻辑学的术语，其思想脉络深深植根于印度伊斯兰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时期的宗教辩论会议、像沙·瓦利乌拉（Shah Wali-allah）这样的伊斯兰学者著作，乃至更早的安达卢西亚（伊斯兰西班牙）时期保存和发展的希腊化哲学与科学遗产。 Wolfe的论据表明，罗伊反萨提的论点（如反对迷信、强调社会效用）早已蕴含在《Tuhfat》的普遍原则中。他后期转向引用《奥义书》，是为了在针对印度教听众的辩论中使用对方认可的权威文本，而非思想根源的改变。因此，罗伊改革思想的源头并非欧洲启蒙思想的简单移植，而是内生于一个丰富、理性、普世的印度伊斯兰思想脉络之中。所谓印度民族主义的“派生性焦虑”，其成立的前提正是系统地抹除和贬低印度伊斯兰的历史贡献。
4. 批判斯皮瓦克所依赖的二手史源，指出其如何强化了伊斯兰的缺席 Wolfe进一步分析了斯皮瓦克产生盲点的学术路径。他指出，斯皮瓦克在对梵语经典进行精读的同时，对于19世纪孟加拉的历史叙述却过于依赖Lata Mani等人的二手研究。而Mani在论述罗伊思想转变时，未经批判地采纳了Sumit Sarkar对《Tuhfat》的误读。Sarkar忽略了该文本密集的伊斯兰引用和语境，武断地认定其与罗伊后期思想存在断裂，并将后期思想归因于与殖民话语的协商。通过依赖这些已有倾向的史料，斯皮瓦克的分析无意中巩固了将印度现代性起源“印度教化”和“去伊斯兰化”的历史叙事。
5. 提出“穆斯林能说话吗？”这一核心问题，并阐明其当代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Wolfe提出了书评标题中的核心问题：“穆斯林能说话吗？”这个问题是对斯皮瓦克“属下能说话吗？”的呼应与偏移。它旨在揭示，在斯皮瓦克针对萨提这一具体案例构建的批判框架内，穆斯林作为一种历史主体和思想贡献者，其“声音”同样被排除和沉默了。这种排除不仅仅是学术上的疏忽，它呼应并再生产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伊斯兰恐惧症”（Islamophobia）话语结构。Wolfe在文末暗示，这种结构一直延续到当代（他写于2002年，提及了当时针对阿富汗的战争宣传），其中“拯救棕色女性”的修辞仍然是西方军事干预的合法性工具之一。因此，他的批判不仅是对一部具体著作的评论，更是对后殖民研究乃至更广泛西方学术中潜藏的东方主义偏见的警示。
本文的意义与价值： Patrick Wolfe的这篇书评是一篇具有高度理论洞察力和历史严谨性的批判性文章。其价值在于： * 理论推进：它没有否定斯皮瓦克后殖民理论的价值，而是以一种“负债性”（既受惠又批判）的姿态，将其分析工具用于审视其自身的盲点，实现了理论的自我反思与深化。 * 历史纠正：通过细致的文本与历史分析，它有力地挑战了关于印度启蒙与改革运动的单一叙事，恢复了印度伊斯兰思想遗产在塑造现代南亚思想中的关键地位，对殖民史和民族主义史研究提出了重要修正。 * 方法论示范：它展示了如何进行“共谋分析”，不仅分析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共谋，也分析批判理论内部可能无意中与压迫性叙事形成的共谋。 * 现实关切：它将历史分析与当代政治联系起来，指出学术叙事中的排除如何与持续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帝国主义话语相关联，赋予了学术批评以强烈的现实意义。 这篇书评不仅是对Spivak著作的一次重要解读和补充，其本身也成为了后殖民研究、历史学和文化批评领域一篇经常被引用的经典文献，持续引发关于表征、排除、历史书写与权力关系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