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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性别选择禁令的合理性探讨

期刊: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DOI:10.1111/dewb.12250

印度性别选择禁令的伦理困境:一项基于后果主义的批判性分析

作者及发表信息
本文由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系研究员Aksel Braanen Sterri撰写,发表于《developing world bioethics》2020年第20卷(150-156页)。研究受挪威研究理事会“什么不该被买卖?”项目资助(项目号259521)。

研究背景与主题
本文聚焦印度政府禁止性别选择技术(sex selection)的伦理争议。尽管性别选择在印度因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加剧性别歧视而被法律禁止(1994年《产前诊断技术法》及2002年修正案),但作者通过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分析指出,禁令并未改善现状,反而使母亲和女童的处境恶化。研究核心问题是:在性别不平等根深蒂固的社会背景下,禁令是否真正实现了其保护妇女权益、减少歧视的初衷?


核心论点与论据

1. 支持禁令的传统论证及其局限性

Rogers等学者提出的经典论证认为:
- 前提1:政府有义务禁止危害性实践(如女性割礼、吸烟);
- 前提2:性别选择导致性别比例失衡(印度每年约50万女胎被选择性流产),引发连锁危害——包括男性暴力犯罪增加、妇女拐卖、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及女性家庭决策权削弱;
- 结论:因此应立法禁止性别选择。

作者的反驳
- 结构性缺陷:该论证仅证明性别选择本身有害,但未比较禁令与其他替代方案的后果。若禁令导致更恶劣结果(如黑市泛滥或“连续生育法”),则其正当性存疑。
- 数据支持:研究表明,禁令后印度性别选择性流产仍普遍存在,黑市操作导致每年4,500-6,500名妇女死于不安全流产(Stillman等,2014)。


2. 生育自主权(procreative autonomy)在印度语境中的失效

反对禁令者常诉诸“生育自主权”,认为女性有权通过性别选择实现生活计划。但作者指出:
- 自主性缺失:印度妇女面临夫家压力、经济依赖及嫁妆制度(dowry system)的胁迫,其“选择”实为生存策略而非真实意愿。例如,无子女性可能遭遇家暴或离婚,而离婚妇女死亡率极高(Anderson & Ray,2015)。
- 伦理矛盾:即使承认自主权,也需追问禁令是否真正改善了妇女的实质自由。


3. 禁令的替代方案及其比较分析

作者通过三组对比评估禁令的实际效果:

(1)黑市性别选择 vs 合法渠道
- 后果:黑市抬高成本且增加医疗风险,但需求未被抑制。例如,超声波技术滥用仍普遍,法律执行薄弱(Bongaarts & Guilmoto,2015)。

(2)连续生育法(continuing method)
- 定义:夫妇持续生育直至获得男婴,导致大量“非意愿女童”(unwanted girls)。
- 危害
- 母亲:多次生育增加健康风险,降低劳动参与率;
- 女童:资源分配不均,女童获得更少营养与医疗,认知发育受阻(Jayachandran & Kuziemko,2011);
- 社会:高生育率加剧资源紧张,延缓性别平等进程。
- 数据:印度约2,100万“非意愿女童”因该法出生(Jayachandran,2018),其死亡率显著高于性别选择合法化情景(Anukriti等,2019)。

(3)接受自然生育结果
- 理想假设:禁令旨在促使家庭接受女童,但现实中因嫁妆成本(占家庭年收入3-4倍)和父权制习俗(如儿子主导葬礼仪式),家庭仍强烈偏好男婴。


4. 禁令的象征意义与实际效力的脱节

支持者主张禁令传递“男女平等”的价值观,但作者指出:
- 表达性失败:禁令未改变结构性歧视(如嫁妆制度),反因“连续生育法”强化对女童的工具化对待。
- 政策矛盾:若政府真正重视妇女权益,应优先改革经济与法律体系(如嫁妆禁令执行、女性财产权),而非依赖无效的禁令。


研究结论与价值

  1. 核心结论:印度性别选择禁令未能改善性别不平等,反而通过黑市和“连续生育法”加剧母亲与女童的苦难。
  2. 政策建议:废除禁令,转向根除性别歧视的经济社会根源(如嫁妆制度、父权继承制)。
  3. 方法论贡献:提出“比较性后果分析”框架,强调伦理政策需基于替代方案的实证评估,而非单纯道德谴责。

学术亮点
- 创新视角:首次系统比较禁令与黑市、连续生育法的后果,揭示政策非意图效应(unintended consequences);
- 数据整合:跨学科引用经济学(如嫁妆成本)、人口学(性别比例)及公共卫生(孕产妇死亡率)研究,强化论证;
- 伦理反思:挑战“以禁令表达价值观”的常规思路,主张政策应以实质后果为导向。


启示
本文对全球性别政策制定具有普适意义:在资源不平等的社会中,单纯禁止“症状”可能适得其反,需针对结构性病因设计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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