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属于类型b：这是一篇关于人工智能与传播学的学术论文，由Andrea L. Guzman和Seth C. Lewis撰写，分别来自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和俄勒冈大学，发表于2020年的《new media & society》期刊。文章的主题是探讨人工智能（AI）在传播学领域的研究议程，特别是人机传播（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HMC）的理论框架和应用。
第一，作者与背景介绍
Andrea L. Guzman和Seth C. Lewis是传播学领域的知名学者，分别专注于人机传播和新兴媒体的研究。本文发表于2020年，旨在填补传播学理论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的鸿沟，特别是AI作为传播者的角色如何挑战传统的传播学理论。文章的背景是AI技术的快速发展，例如虚拟助手、社交机器人和语言生成软件，这些技术正在改变人们与技术之间的互动方式，而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主要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难以适应这种新的传播模式。
第二，主要观点与论据
1. AI与传播学的理论挑战
文章指出，AI技术的出现模糊了人与机器之间的本体论界限。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传播是人类独有的活动，而AI技术的设计使其能够作为传播者与人类进行互动。这种变化对传播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因为AI不仅仅是传播的媒介，而是直接参与传播的主体。文章引用了Gunkel（2012a）的观点，强调AI技术的传播角色需要新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人机传播（HMC）的理论框架
为了应对AI技术的挑战，文章提出了人机传播（HMC）作为新的理论框架。HMC关注人类与机器之间的意义生成过程，强调机器不仅仅是传播的媒介，而是作为传播主体与人类互动。文章引用了Guzman（2018）的研究，指出HMC的核心在于研究人类如何与技术进行沟通，以及这种互动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HMC的理论基础包括人机交互（HCI）、人机交互（HRI）和人机代理交互（HAI）等领域的研究。
AI作为传播者的功能维度
文章提出了AI作为传播者的三个关键维度：功能维度、关系维度和形而上学维度。功能维度关注AI技术的设计及其作为传播者的功能，例如语音助手如何与人类进行对话。关系维度则探讨人类如何理解AI在传播中的角色，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影响人类的社会关系。形而上学维度则涉及AI技术对人类和机器本体的挑战，例如AI技术如何模糊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
AI在传播中的社会影响
文章还探讨了AI技术在传播中的社会影响，特别是AI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例如，AI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引发了关于“机器人记者”的讨论，这些技术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方式，还对新闻业的劳动分工和社会地位产生了影响。文章引用了Carlson（2015）和Reeves（2016）的研究，指出AI技术的自动化传播可能会削弱人类的传播角色，并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AI与传播学的伦理问题
最后，文章讨论了AI技术在传播中的伦理问题，特别是AI作为传播者如何影响人类与机器之间的伦理关系。例如，AI技术在模拟人类声音和性别角色时可能会引发伦理争议。文章引用了Gunkel（2012b）的研究，强调AI技术的伦理问题需要新的伦理框架来解决，特别是在AI技术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第三，文章的意义与价值
本文的意义在于为传播学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议程，特别是如何通过人机传播（HMC）的理论框架来研究AI技术在传播中的应用。文章不仅填补了传播学理论与AI技术之间的鸿沟，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特别是如何理解AI作为传播者的功能、关系和形而上学维度。此外，文章还强调了AI技术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框架。
第四，文章的亮点
本文的亮点在于提出了人机传播（HMC）作为新的理论框架，为传播学领域提供了研究AI技术的新视角。文章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议程，特别是如何理解AI作为传播者的功能、关系和形而上学维度。此外，文章还结合了多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包括人机交互（HCI）、伦理学和社会学，为传播学领域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框架。
第五，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文章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包括Gunkel、Guzman、Carlson等学者的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此外，文章还讨论了AI技术在新闻业中的应用，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具体的案例研究。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文章的理论深度，还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实际的应用场景。
本文通过提出人机传播（HMC）的理论框架，为传播学领域提供了研究AI技术的新视角，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研究议程。文章不仅挑战了传统的传播学理论，还强调了AI技术的社会和伦理影响，为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