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组织互构:数字技术何以提升基层监督质效
本文刊载于《青年学者论坛》2026年第2期,作者王尘子,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论文所属基金项目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自我革命视域下基层监督体系建构与质效优化研究”。论文围绕数字技术在中国基层监督体系中的应用机理展开理论探讨,核心问题是:数字技术应当通过何种路径实现与中国特色基层监督体制机制的深度适配,进而有效发挥新技术对基层监督的赋能作用。
从学术背景来看,基层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监督质效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基层延伸,但基层监督仍然存在力量薄弱、协同不足、覆盖不深等突出问题。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浪潮驱动下,将数字技术运用于基层监督成为规范基层权力运行、提升监督效能的重要路径。既有研究已形成“技术—组织”适配模型、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等重要理论资源,但国内学界对基层监督中技术与组织的双向互构机理仍缺少系统阐释。本文基于技术与组织互构理论,构建了“技术嵌入—组织调适”分析框架,旨在阐释数字技术提升基层监督质效的内在机理。
论文的主体内容围绕三个主要部分展开:技术嵌入、组织调适以及“技术—组织”双向互构的协同增效。
在第一部分“技术嵌入:数字技术推动基层监督过程重塑”中,作者将技术嵌入视为数字技术提升基层监督质效的逻辑起点。技术嵌入是指监督主体释放数字技术在要素整合、流程贯通、资源协同等方面的优势,搭建涵盖基础信息支撑层、数据分析处理层与终端存储应用层的基层监督数字化平台,推动“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动态管控—事后追责问责”的全过程重塑。在事前风险预警层面,传统监督场景下基层监督信息分散存储、搜集整合难度大,数字技术的应用通过搭建统一数字化平台实现监督信息的系统性整合,使监督主体能够实时掌握跨部门完整信息链,提前研判并精准识别风险隐患,推动基层监督从被动纠治转向主动防治。文中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汇聚多部门信息资源建立大数据分析研判机制,以及芜湖市纪委监委依托城市大脑数据底座建立专项数据库自动预警疑似违规违纪行为为例加以佐证。在事中动态管控层面,数字技术革新了信息的呈现形态与流转机制,通过数据清洗、融合、深度挖掘以及数据可视化、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将制度规范设定的“应然”数据与实际运行的“实然”数据进行交叉比对,精准定位权力运行中的异化数据点。同时,数字化的业务操作系统将信访举报、问题线索管理、案件审理等监督信息纳入线上交办、转办与审批流程,实现从“人员跑”向“数据跑”的转变。浙江省研发纪检监察大数据监督模型算法与基层公权力数据共享仓,对碰撞产生的红色预警信息分类分级处理分发,显著提升问题处置效率。在事后追责问责层面,数字技术通过预先设定的刚性程序规则,为公共权力运行设置操作标准与边界阈值,利用区块链技术生成不可篡改的电子凭证,构建可追溯、可还原的完整证据链条,以技术理性赋能精准问责,同时以严格的痕迹管理保障问责权的规范行使,克服裁量标准模糊、问责泛化随意化等问题。
在第二部分“组织调适:公共权力主体提高数字技术与基层监督体系的适配性”中,作者指出数字技术本身并不具备单向赋能基层监督的必然性,倘若技术应用脱离既有的制度体系与组织结构,就可能陷入“悬浮化”困境。组织调适包含三个层面:其一,以高位统筹克服数字技术应用惰性。科层体制具有强惯性和保守性,数字技术应用惰性及由此导致的技术滞后、失效或目标异化是主要障碍。因此,基层监督数字化平台建设被提升至重要政治任务的高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数字纪检监察体系建设规划(2023—2027年)》部署建设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浙江、山东、湖北等地区在省市层级成立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的领导小组或工作专班,以高位统筹模式汇聚体制内资源,克服基层组织的数字技术应用惰性与路径依赖。其二,以内部关系再造破解权力分割和数据壁垒。基层监督主体多元化特征明显,监督职责分散在纪委监委、审计局、司法局、税务局等机构,容易诱发“数据孤岛”问题。横向维度上,以县级党委统筹引领,以党内监督为主导,重塑同级各类监督主体的行动边界与权责划分,将分散于各部门的信息资源汇集至集成统一的数据库,达成“一数一源、多方共享”的目标;纵向维度上,强化“县统筹抓乡促村”工作机制,形成省市县三级贯通协同、以县级为核心统筹县乡监督力量的基层监督格局,推动基层监督体系向扁平化、网络化方向演进。其三,以畅通监督渠道激发人民监督活力。各地基层监督数字化平台利用多样化终端交互技术,集成政策法规解读、公共资金流向追溯、项目进展公开以及在线投诉举报等核心功能,构建并向社会公众开放“外网”访问系统。哈尔滨市纪委监委建立财政资金监督平台,每条信息后附“直通”纪委监委的举报窗口;重庆市纪委监委开发“码上监督”小程序,群众扫码即可反映问题,系统自动生成电子台账并推送至责任单位。
在第三部分“双向互构:‘技术—组织’协同增效及其现实表征”中,作者指出技术要素与组织要素在结构性互动中相互塑造,数字技术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匹配与协同程度直接决定了数字技术对基层监督质效的提升作用。这种协同增效体现在四个维度。监督标准覆盖层面,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通过数字清单化确权,将小微权力清单制度和监督标准进行数字化转译,运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权力要素的虚拟映射体系,将权力事项转化为可编码、可运算的结构化数据单元,并运用V字模型对权力运行过程进行颗粒化分解,构建全流程闭环式工作机制,使基层监督标准从“软执行”迈向“硬约束”。监督主体联动层面,从条块分割到协同发力,基层监督数字化平台具有网状扁平结构特点,在县级层面与政治生态分析研判联席会议机制相配套,在乡镇(街道)层面为交叉监督和片区协作机制提供标准化数据平台支持,在村(社区)层面与基层专职监察信息员制度相配套,实现多元监督主体的协同联动。监督重点明晰层面,从泛化监督到精准聚焦,通过构建涵盖基层工程招投标、“三资”管理、救助资金违规发放等专项治理场景的监督模型库,紧盯重点领域;通过建立涵盖个人档案、社会关系网络、工商注册登记、检举控告记录等信息的监督信息管理系统,聚焦重点岗位;通过对关键环节业务数据的全程记录与流程监控,突出重要环节。监督机制贯通层面,从分散运行到系统集成,山东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四项监督”统筹衔接的实施方案》、制定《加强纪检监察监督与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指导意见》,与各类监督主体建立22项协作配合机制,形成“1+22”监督贯通工作体系。
论文的结论部分指出,数字技术对基层监督的作用受到技术逻辑与组织逻辑的双重形塑与驱动,内蕴着技术嵌入与组织调适双向互构的内在机理。数字技术在基层监督中的应用价值已超越单纯的技术范畴,而应被理解为一个在技术与组织之间持续互动、彼此形塑的复杂系统。论文同时指出,数字技术在基层监督中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仍局限于传统的权力监督范畴,其适配性总体而言也仅针对组织内部权力结构、运行过程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关系层面,但基层监督在本质上应是涵盖更广泛社会主体、更具包容性的集体行动。因此,下一阶段的研究需要在坚持党内监督主导的前提下,有效化解基层“数字负担”,提升社会监督和人民监督的有效性,完善基层监督一体化格局,实现组织与技术的动态平衡。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从技术与组织互构的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了“技术嵌入—组织调适”的分析框架,突破了国内学界既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技术或组织单一维度的局限,系统阐释了数字技术提升基层监督质效的双向互构机理。研究将技术嵌入细化为事前风险预警、事中动态管控、事后追责问责三个过程维度,将组织调适细化为高位统筹、内部关系再造、畅通监督渠道三个行为维度,并在监督标准、监督主体、监督重点、监督机制四个维度上揭示了协同增效的现实表征,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层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对于理解数字治理背景下技术赋能与组织变革的复杂关系,以及推进基层监督体系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