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十年禁渔中期成效显著：生态修复与民生保障双轨并进

本文档为2026年6月2日刊载于《四川日报》第002版的一篇新闻报道，由该报全媒体记者张彧希撰写。文章基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系统总结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实施五年（即已逾半程）以来，四川省在禁渔执法、水生生态修复、退捕渔民安置保障等方面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与进展。

文章的核心主题是展示四川省在“长江大保护”国家战略框架下，执行十年禁渔政策所取得的综合性成效，重点突出了“生态恢复”与“民生保障”两大主线齐头并进的实践路径。全文通过大量的具体数据、典型案例和机制介绍，勾勒出一幅从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到智慧化监管、从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到濒危物种保护突破、从妥善安置渔民到推动其转型发展的多维画卷。

文章的主要观点及论据支撑如下：

第一，水生生物资源与生态系统健康度显著提升。 这是禁渔政策最核心的生态目标，文章用一系列监测数据予以证实。关键数据包括：2025年，全省“一江五河”水生生物单位资源量同比上升19.66%；长江干流四川段完整性指数较2024年提高6.67分；全省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总体较禁渔前提升2个等级。这些宏观指数反映了整体水生态的向好趋势。更具体的证据来自生物多样性监测：全省设立的134个监测站位累计监测到土著鱼类202种，占历史记录的84%，较禁渔前期新增24种。这直接证明了禁渔减少了人为干扰，为鱼类种群恢复创造了条件。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体现在两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身上：长江鲟在2025年4月于历史产卵场首次实现自然繁殖，这是该物种保护的一项突破性进展；川陕哲罗鲑则在2024年突破全人工繁殖技术、建立国内唯一人工种群的基础上，于2025年实现了规模化繁育，并时隔20余年再次在天然水域监测到自然繁殖。这两个里程碑事件是生态系统功能恢复的生动体现，也是禁渔工作成效的“金标准”。

第二，构建了严密且智慧的禁渔执法监管体系。 面对非法捕捞手段隐蔽化、长效监管难度大的挑战，四川通过机制创新和技术赋能，筑牢了禁渔秩序防线。在机制层面，文章指出四川健全了“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完善了由农业农村厅牵头、13个省直部门参与的厅际协调机制，并将十年禁渔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出台了40余项配套政策，构建了禁渔体系的“四梁八柱”。同时，打破地域壁垒，与云南、贵州等周边六省（市）签订联合执法合作协议。在技术应用层面，文章详细介绍了“亮江工程”这一智慧执法体系：融合热成像与AI识别技术，在长江干流及重要支流建成2894个监控点位，覆盖禁渔水域6000余公里。该系统与“无人机空中巡航、岸边电子眼值守、水面执法船艇巡查”相结合，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立体监控网络。执法的成效通过数据显现：五年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超200万人次，查办案件2万余件；至2025年，涉渔行政、刑事案件实现同比“双下降”，地下黑色产业链得到有效遏制。这表明严打细查与科技支撑的结合，显著提升了执法效能，遏制了非法活动。

第三，实现了退捕渔民稳妥转产与生计可持续发展。 长江禁渔的成功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民生工程。文章强调，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关切上万名渔民的生计问题，将渔民安置保障作为禁渔工作的重中之重，落实“转产就业、兜底帮扶、困难救助”全链条措施。具体成效体现在多个层面：一是提供公益性岗位吸纳就业，全省有3800余名渔政巡护员，其中不少是像宜宾市翠屏区的唐胜容一样的退捕渔民，他们从“捕鱼人”转变为“护鱼人”。二是开展全方位的就业服务，五年来助力1万余名有劳动能力且有意愿的退捕渔民实现就业。三是夯实社会保障网，将1.6万余名符合条件的退捕渔民纳入养老保险，1200余名符合条件者纳入低保或特困供养。四是支持创业转型，典型案例是泸州市合江县的退捕渔民王正明，他利用退捕补贴资金承包水库发展生态养殖，并开办特色餐馆，实现了从“捕鱼人”到“养鱼人”和“创业者”的成功转型，年均收入可观并带动他人就业。这些措施确保了渔民“上岸”后有出路、有收入、有保障，解决了禁渔的后顾之忧，为政策的可持续推进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四，系统推进了水生生物栖息地保护与资源养护。 除了全面禁捕，主动性的生态修复措施是加速长江生机重现的关键。文章指出，四川在栖息地保护方面累计建成31个国家级、8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以及7个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数量居长江流域前列；2025年推动5地入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累计入选总数（7个）居全国第一。这为水生生物提供了宝贵的生存和繁衍空间。在资源增殖方面，年均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超2000万尾，直接补充了自然种群。这些措施与禁渔政策相辅相成，形成了“保护-禁捕-增殖-监测”的完整闭环，共同促成了文章开头所提及的资源量上升和完整性指数改善。

综上所述，这篇新闻报道虽非学术论文，但其内容基于政府部门的官方发布和具体数据，系统性地呈现了一项大型公共政策（长江十年禁渔）在中长期实践中的多维成果。它的价值在于，不仅记录了生态恢复的积极信号（如资源量上升、濒危物种繁殖突破），更详细阐释了达成这些生态目标所依赖的治理支撑：即强有力的跨部门协同机制、高科技赋能的执法体系、以及对政策影响群体（退捕渔民）周密且富有创造性的安置方案。它表明，类似长江禁渔这样的巨型生态修复工程，其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能否将最严格的制度约束与最具温度的人文关怀结合起来。四川省过去五年的实践，为长江全流域乃至全球其他大河流域的生态治理与生计转型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四川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