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在《协和医学杂志》（Medical Journal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于2026年4月网络首发的《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这是一份由国家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主导，联合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等多个权威学术组织，组织全国多学科专家共同修订形成的国家级临床实践指南。

该指南旨在系统整合国内外最新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尤其是由中国学者主导的原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原发性肝癌（主要为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防治提供规范化、精准化、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其发布标志着我国肝癌防治模式从“以治疗为中心”向“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全周期管理的重要转变，对提升肝癌早诊率、改善患者长期生存和生活质量具有纲领性指导意义。

指南的核心更新与主要内容可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 首次独立成章的“预防、筛查和监测”体系
这是2026年版指南最重大的结构性创新，体现了防治关口前移的战略思想。

1. 预防策略：强调接种乙型肝炎疫苗是预防HBV感染最经济有效的方法，并需提升儿童全程接种率和新生儿首剂及时接种率。对于已感染者，指南强调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抗病毒治疗率、依从性和效果。此外，针对黄曲霉毒素和蓝藻毒素暴露、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 dysfunction-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 MAFLD）等风险因素，提出了具体的防范和生活方式干预建议。
2. 风险分层与筛查：指南系统性地引入了基于中国人群数据的肝癌风险评估模型，特别是AMAP评分（Age-Male-ALBI-Platelets Score），用于将慢性肝病人群便捷地分为低风险（0-50分）、中风险（50-60分）和高风险（60-100分）人群，为实施精准监测提供了量化工具。基于多变量纵向数据和循环游离DNA（cell-free DNA, cfDNA）特征构建的AMAP-2和AMAP-2plus模型，能进一步识别出年发生率高达12.5%的“超高危”人群。此外，指南提及的肝癌早期预警模型可提前3-12个月预警约95%的肝癌发生。
3. 筛查与监测方案：明确推荐对肝癌中、高风险人群（AMAP评分50-100分）采用肝脏超声检查联合血清甲胎蛋白（Alpha-fetoprotein, AFP）、异常凝血酶原（Protein induced by vitamin K absence/antagonist-II, PIVKA-II或Des-gamma carboxyprothrombin, DCP）进行筛查，至少每6个月一次。对于“超高危”人群，建议每6-12个月进行一次增强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检查以加强监测。指南倡导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社区-医院一体化”的精准筛查新模式。

二、 诊断技术的规范与更新
指南对影像学诊断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推荐分级，强调综合应用、优势互补。

1. 超声技术的深化应用：
   • 超声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被强烈推荐用于肝肿瘤的鉴别诊断。典型HCC表现为“快进快出”（动脉期非环形高增强，门静脉或延迟期减退为低增强）的增强模式。指南推荐使用超声造影肝脏影像报告与数据系统（CEUS Liver Imaging Reporting and Data System, CEUS LI-RADS）来提高诊断特异性，其中LR-5类病灶可基本临床诊断为肝癌。
   • 功能拓展：超声造影可用于检出常规超声难以发现的微小病灶、指导肿瘤消融治疗（术前规划、术中引导、术后即刻评估疗效）以及评估系统抗肿瘤治疗的早期反应。超声剪切波弹性成像可用于评估肝纤维化/硬化程度，超声脂肪定量技术可用于评估MAFLD患者的肝脏状态。
   • 融合导航与术中应用：超声联合动态增强CT/MRI的影像融合导航技术，有助于隐匿性肝癌的精准定位。术中超声（包括超声造影）的应用有助于发现隐匿病灶、判断手术切缘。
2. CT与MRI的定位与优选：动态增强CT和MRI是超声和/或血清学筛查异常者明确诊断的首选方法。指南明确指出，动态增强MRI对直径≤2.0 cm肝癌的检出和诊断能力优于动态增强CT，尤其在评价血管侵犯和淋巴结转移方面更具优势。对于使用肝细胞特异性MRI对比剂（钆塞酸二钠，Gd-EOB-DTPA）的检查，指南详细描述了其动态增强四期扫描的特点及影像表现。

三、 治疗策略的强化与拓展
新版指南在治疗理念和具体方案上均有重要更新。

1. 治疗理念的转变：进一步强化了以“手术切除为目标”的综合治疗理念。明确肯定了转化治疗和新辅助治疗在提高肝癌根治性切除率中的关键作用。
2. 介入治疗体系的多元化：在介入治疗领域实现了重要突破，首次将肝动脉灌注化疗（Hepatic Arterial Infusion Chemotherapy, HAIC）和选择性内放射治疗（Selective Internal Radiation Therapy, SIRT）提升为独立的推荐方案。这意味着HAIC和SIRT不再是经动脉化疗栓塞（Transarterial Chemoembolization, TACE）的补充或替代选择，而是与TACE共同构成了更加多元和精准的介入治疗体系，为不同分期的患者提供了更丰富的治疗选择。
3. 全程管理的基础地位：指南特别强调了抗病毒治疗、保肝治疗及对症支持治疗在肝癌全程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突出了在抗肿瘤治疗的同时，必须注重肝功能维护和患者整体状况的管理，体现了“肿瘤控制”与“肝功能保护”并重的理念。

四、 指南制定的方法论
指南采用了严谨的循证医学方法。其证据等级评估参照了GRADE（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分级原则，并辅助以《牛津循证医学中心分级2011版》进行具体执行。推荐意见的生成则结合了GRADE系统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的分级方案，最终将推荐强度分为三个等级：强推荐（推荐A）、中等程度推荐（推荐B）和弱推荐（推荐C），并在正文中明确标注，增强了临床应用的指导性和灵活性。

五、 指南的意义与价值
作为一份“国家方案”，《原发性肝癌诊疗指南（2026年版）》具有多重重要意义：

1. 临床实践规范化：为全国各级医疗机构提供了统一、权威、最新的诊疗技术规范，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医院间的诊疗水平差异，提升整体医疗质量。
2. 防治模式革新：通过独立“预防、筛查和监测”章节和全周期管理理念，推动肝癌防治从被动治疗转向主动防控，有望从根本上降低肝癌的疾病负担。
3. 治疗策略优化：引入风险分层模型、强化早期诊断技术、拓展介入治疗选择、明确转化治疗地位等更新，使诊疗策略更加精准和个体化，旨在提高根治性治疗比例和患者生存率。
4. 彰显中国贡献：指南系统整合了由中国学者主导的高质量研究证据（如AMAP评分模型、早期预警模型等），并将中国特色的诊疗经验（如HAIC的应用）提升到更高证据级别，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证据”和“中国方案”。
5. 支撑健康中国战略：指南的实施直接服务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高癌症5年生存率的目标，通过提升早诊早治率和规范化治疗水平，切实改善肝癌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这份指南不仅是一份技术文件，更是一份体现中国肝癌防治最新成果、引领未来实践方向的重要纲领。它通过结构创新、证据更新和策略拓展，全面构建了覆盖肝癌全生命周期的标准化诊疗路径，对我国肝癌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指导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