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听物”而“生声”——论“生生美学”与声音生态意识的学术报告

本文作者楼旸（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的研究论文《“听物”而“生声”——论“生生美学”与声音生态意识》发表于《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该论文聚焦于生态美学领域，旨在探讨中国本土生态美学理论“生生美学”与现代声音生态意识之间的内在关联，并论证声音维度对于推动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现代化与国际化转型的实践价值。

论文核心观点与论述结构

论文的核心论点在于：程相占教授提出的“生生美学”理论，不仅成功构建了具有中国自主性的生态美学话语，而且其哲学基础与审美内核与中国传统的“听声观物”认知方式高度契合。同时，现代声音生态意识（acoustic ecology）与“生生美学”的理论逻辑深度同频，能够为“生生之美”的实践创造提供关键资源。在“共生”理念的启发下，通过构建“声音生态共同体”（acoustic community），听觉与声音有望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当代发展与世界传播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论文围绕此核心论点，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展开详细论述：

一、“生生哲学”与“听声观物”：理论源头的契合

本部分旨在论证“生生美学”的哲学根基与中国传统听觉审美范式之间的天然联系。作者首先指出，“生生美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生生哲学”，强调生命创生不已的特性，这与声音的流动性和听觉感受的生成性在美学逻辑上暗中契合。

为支撑这一观点，作者从中国古典哲学与文论中提取了丰富的论据。首先，作者援引道家思想，指出“物各自然”的智慧常以“天籁”等声音比喻来呈现。庄子所言“天籁”并非指具体的声响，而是象征自然之道和谐运行的境界。中国古典诗歌（如王维、柳宗元的诗句）中营造的寂静“音景”（soundscape），旨在引发读者全身心的倾听与感悟，体现了“外声内听”、“得意忘言”的审美方式，这与“生生美学”主张的主客融合、整体性、连续性的生态审美观相通。道家美学为“生生美学”提供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追求“弦外之音”意境的声音生态意识资源。

其次，作者分析了儒家思想对“生生美学”声音观的塑造。儒家礼乐思想将“乐”置于“礼”的框架下，重视音乐的社会伦理教化功能。《乐记》中“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论述，表明儒家将声音生态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儒家强调的“中和之美”为“生生美学”提供了判定美的伦理标准。然而，作者也指出嵇康《声无哀乐论》揭示了声音本体与情感接受之间的张力，这提示我们，单纯依靠儒家礼乐思想可能忽略听觉审美的本体论思考。因此，论文认为，“生生美学”的声音哲学是儒道互补的：道家贡献了审美本体与主客融合的维度，儒家则补充了社会伦理与教化的层面。

二、“生生之美”与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产生：当代语境与理论互释

本部分将“生生美学”置于现代性语境中，探讨其与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互动关系，阐明后者如何为“生生之美”的创造提供实践支撑。

作者首先梳理了现代声音生态意识的起源与发展。以加拿大学者R. Murray Schafer为代表的“声音生态学”运动，源于对工业化噪音污染的反思，旨在通过“声音设计”重建健康的声觉环境。这一思潮与全球生态运动同步，表明声音生态本就是生态美学的重要内涵。Schafer甚至在其著作中借鉴了中国道家“智者乐水”的思想，显示了中西声音生态思考的潜在对话空间。

接着，论文分析了现代声音技术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工业噪音被视为生态破坏的象征，导致了“自然音景”的退化，引发了听觉的现代性危机。另一方面，电子时代的声音技术（如广播、电影）也创造了新的“声觉空间”（acoustic space），拓展了人类的感知与艺术表达。对此，“生生美学”持辩证观点：它反对无节度的技术滥用，但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提升生态想象力与治理能力。现代声音技术作为声音生态知识的一部分，能够被用于创造和谐的“生生之美”。

此外，作者引入了文学批评的视角，提出“声音生态批评”是“生生美学”观照生态文学不可或缺的维度。生态文学作品中的声音书写能映射生态场域的真实状态，而“生生之美”的理念又能引导创作中对声音象征意义的选择。中国古典诗歌对寂静、空灵音景的偏爱，恰恰体现了对自然天机与宇宙天理的保全，这与“生生之德”一脉相承。同时，声音生态意识强调人的听觉感受，这有助于平衡中国生态文学中可能出现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偏向，使“生生美学”的价值取向更趋合理，即修正人类中心主义，同时警惕完全排斥人类主体的陷阱，回归儒家“仁爱”（由己及人、由人及物）的生态伦理。

三、“共生”与“共听”：建构声音生态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本部分是论文的落脚点，提出了在“生生美学”指导下构建“声音生态共同体”的具体构想，这是连接理论、审美与实践的关键环节。

作者首先阐述了“共生”作为“生生美学”终极追求的理念，它指向一种超越政治、涵盖地球整体的生命共同体。声音因其无形却深刻影响空间秩序与社会结构的特性，成为构建这种共同体理想载体。论文借鉴了“声音共同体”的概念，指出其边界是动态的，任何能实现声学信息交换的系统都可能构成共同体。

构建声音生态共同体的核心实践在于倡导“共听”。论文对比了前现代的“共听”（如乡村钟声、宗庙礼乐）与现代社会媒介技术导致的私人化“独听”。前者具有凝聚社会、传递共同价值的功能，如《乐记》所言“乐统同”、“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生生美学”可以启发我们，在现代社会探寻新的“共听”路径，打破“独听”的壁垒，通过共享听觉经验来优化社会音景，调节生态环境。

为了建立有效的“共听”机制，论文提出了构建“声标”（sound mark）的设想。“声标”是承载集体记忆、历史意义和共同情感的标志性声音符号，类似于视觉上的“地标”。它能激发社会层面的“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勾连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塑造共同体的特质与凝聚力。这与中国传统美学“外声内听”的理念相契合，即通过艺术作品中的声音信息触动听者内心，实现深度文化联结。

最后，论文强调，“共生”视域下的声音生态建构并不排斥“独听”的审美价值。中国古典诗歌中大量的个人化“独听”书写，恰恰能彰显意境的幽远。一个完满的声音生态共同体应是“共听”与“独听”的辩证统一：“共听”实现社会层面的和谐共生，“独听”则保障个体的审美自由与“生生美学”的个体关怀。

论文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本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理论层面，它首次系统地将“生生美学”与声音生态研究进行深度对接，不仅拓宽了“生生美学”的感官维度和实践面向，为其“生生不息”的核心特质找到了具象化的表达载体，同时也为源自西方的声音生态学提供了深厚的中国哲学与文化根基，打破了该领域的单一西方话语局限，实现了中西学术话语的创造性互释。

在实践层面，论文提出的“声音生态共同体”构想，为中国生态美学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它启示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声音设计、声标建构和“共听”文化活动，来营造和谐的城乡声觉环境，提升社会的生态审美素养。同时，声音所具有的跨文化沟通属性，能够超越语言障碍，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优秀生态智慧（如“天人合一”、“中和共生”）的有效桥梁，助力中国生态美学话语的国际传播。

综上所述，楼旸的这篇论文立足中国本土美学理论，融汇中西学术资源，从声音这一独特感官维度切入，为“生生美学”的当代发展与实践转化提出了富有创见的理论框架和行动方案，是中国生态美学研究领域一项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