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的金双华教授与霍雅倩博士研究生共同完成，相关论文《基本养老保险能“增收”更善“缩差”吗：基于辽宁与浙江的收入分配效应差异解析》发表于《求实》期刊2026年第1期。

本研究隶属于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领域，聚焦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核心功能。其学术背景源于中国在“十五五”时期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尽管大量研究已证实基本养老金具有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作用，但制度本身仍面临显著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老龄化压力以及潜在的逆向调节（如缴费端累退性、待遇端福利分层）等结构性挑战。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宏观制度描述或单一维度分析，缺乏对制度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差异化运行效果及其深层形成机制的微观、系统解构。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目标是：突破现有研究局限，构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通过选取辽宁省（典型老工业基地）与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进行对比，精准识别基本养老保险在两省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差异化调节效应，并从制度运行与区域情境互构的视角，系统揭示区域异质性产生的结构性动因，最终为优化制度设计、增强其再分配功能、促进共同富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参考。

本研究的工作流程严谨而系统，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理论框架构建与分析路径设计。 研究并未直接从数据分析开始，而是首先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准备。作者构建了一个包含“缴费—领取—缴取综合”三个环节的动态分析框架，以阐释基本养老保险再分配的内在逻辑。更重要的是，研究创新性地引入了“家庭嵌入性”理论，指出养老保险的经济实质深度嵌入家庭单元，家庭的预算约束、代际支持会深刻影响个体的参保行为与养老金使用，从而可能强化或削弱制度的再分配效果。基于此理论，研究构建了“收入再分配效应”与“共同富裕成效”双维度测评体系。在再分配效应维度，综合运用基尼系数、MT指数、Kakwani指数、集中指数与T指数等量化工具；在共富成效维度，则从“总体富裕”、“发展成果共享”、“弱势群体保障”三个子维度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高低收入比等指标进行评价。在案例选择上，研究基于经济发展模式（浙江为民营经济活跃的富裕省，辽宁为转型中的老工业基地）、人口结构（辽宁深度老龄化，浙江相对年轻且有人口流入）、制度实施环境等方面的显著差异，确立了辽浙两省的典型对比价值，并明确后续分析将沿“省域整体比较→城乡群体分解→成因机制探析”的路径展开。
第二步，数据收集与处理。 研究的微观个体数据来源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其中辽宁省样本包含1278个个体，浙江省样本包含1206个个体。宏观制度运行数据则系统提取自2014-202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包括参保人数、基金收支、累计结余等关键变量。通过将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匹配与交叉验证，研究旨在构建从个体受益到制度运行的完整逻辑链条。
第三步，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 这是本研究最核心的操作环节，运用精算模型和量化工具对数据进行分析。
首先，在省域层面进行整体再分配效应比较。 研究分别计算了辽浙两省参保群体在“缴费前”、“缴费后”、“领取养老金后”三个状态下的收入分布指标。对于辽宁省，结果显示其缴费环节存在逆向调节效应：缴费后基尼系数从0.4304上升至0.4355，MT指数为负（-0.0051），表明缴费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而在养老金领取环节，调节效果转为强累进性，基尼系数大幅下降12.63%至0.3805。但从收入群体改善率看，中等及中高收入群体获益显著（改善率分别为23.50%和25.26%），而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比反而下降（改善率分别为-5.61%和-0.31%），显示出对弱势群体保障不足的“结构性差异”。对于浙江省，其缴费环节的累退性非常微弱（基尼系数仅增0.23%），而领取环节的累进性调节效果更强（基尼系数降幅达15.12%）。更重要的是，浙江省各收入群体，包括低收入群体（改善率6.10%），均实现了正向改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普惠性获益特征。
其次，在群体层面进行城乡分解。 研究突破以“就业身份”划分的传统，依据户籍将参保群体重新划分为“城镇”与“农村”两类进行分析。结果揭示了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分化。在辽宁，城镇参保群体经制度调节后基尼系数降幅达14.92%，而农村群体降幅不足1.70%，调节效果微弱。在浙江，城镇群体的调节效果（基尼系数降幅18.64%）也远强于农村群体。两省农村参保群体，尤其是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户籍人员，其改善率整体偏低，成为制度再分配的“短板”区域。
最后，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异质性成因进行探析。 结合2014-2024年的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从参保结构、缴费负担、待遇水平及基金可持续性等核心维度，深入剖析了造成辽浙两省再分配效果差异的三大结构性动因：一是区域经济基础与财政能力的差异。浙江发达的民营经济和雄厚财力支撑了较高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和精准的财政补贴，而辽宁受转型阵痛影响，财政能力有限，制约了对低收入群体的托举力度。二是人口结构与流动特征的差异。辽宁面临深度老龄化和人口流出的双重压力，导致制度抚养比恶化、基金支付压力大；浙江则因持续的人口流入缓解了老龄化冲击，为制度运行提供了更有利的人口环境。三是制度参数与地方发展实际的适配程度差异。例如，辽宁省较高的企业缴费比例、严格的缴费基数执行推高了人均缴费负担；而浙江省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低缴费、高补贴”的灵活设计，则有效激励了参保缴费。两省在养老金待遇计发规则（如过渡性调节金）上的不同取向，也直接影响了最终受益格局。

本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与结果，这些结果层层递进，共同支撑了最终的结论。
在省域比较的结果表明，基本养老保险的再分配效能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浙江省实现了各收入群体普遍净收益的正向调节，而辽宁省则出现了对低收入群体的“逆向调节”。这一对比性结果直接回答了标题中的问题：基本养老保险能否“增收缩差”，高度依赖于其运行的具体区域环境。在统一的国家制度框架下，区域经济社会条件的差异会导致完全不同的分配结果。
城乡分解的结果进一步揭示，制度运行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其公平性的深层症结。 无论在经济发达的浙江还是转型中的辽宁，农村参保群体（主要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者）从制度中获得的再分配改善均显著弱于城镇群体。这一结果将问题从省域差异深化到了群体差异，指出“城乡”是比“省域”更为顽固的福利壁垒。它证明了，即便在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若不能有效弥合城乡制度鸿沟，共同富裕的目标也难以充分实现。
成因探析的结果则系统解释了上述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它表明，区域异质性是“制度统一性”与“区域多样性”互构的复杂产物。经济基础、人口结构等区域情境因素，通过与制度参数（缴费机制、待遇计发、补贴政策等）的相互作用，最终形塑了差异化的再分配效果。例如，辽宁的深度老龄化放大了缴费环节的累退性压力，而浙江的财政优势则强化了待遇环节的累进性功能。

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得出核心结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关键但非均质的作用。其再分配效能的发挥，深度依赖于区域经济社会的支撑能力与制度执行的精准度。当前制度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统一的制度设计与区域、群体异质性现实之间的张力，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保障水平差距，固化了老年群体收入差距，制约了制度整体效能的提升。
本研究的价值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科学价值上，它创新性地将“家庭嵌入性”理论引入养老保险再分配分析，构建了微观效应与宏观成因互证的综合分析框架，深化了对制度再分配复杂机制的理解，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论工具。在应用价值上，研究结论具有强烈的政策启示意义：第一，推动制度整合与衔接，弥合城乡鸿沟。应探索“职工—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折算通道，并考虑针对农村弱势群体实施“非缴费型老年津贴”等托底政策。第二，实施区域精准施策，破解逆向调节。对辽宁等老工业基地和人口流出地区，需建立专项振兴机制，将中央转移支付与“低收入群体净收益改善率”等绩效指标挂钩，并推行“阶梯式”缴费补贴。第三，构建多层次、可持续的体系。短期内完善中央调剂金制度以应对风险，长远看需提升全国统筹层次，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根基。

本研究的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研究视角新颖：突破单一制度或维度分析，通过典型省份（辽宁vs浙江）的深度对比，生动揭示了统一制度下的区域异质性，并创新性地从户籍维度进行城乡群体分解，剥离了制度混合效应。分析框架系统：构建了融合“缴费-领取-缴取综合”环节、“家庭嵌入性”理论、以及“再分配效应-共富成效”双维度的综合测评框架，实现了理论、方法与实证的有机结合。方法运用综合：娴熟综合运用基尼系数、Kakwani指数等多种量化工具进行精算评估，并将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进行联动分析，增强了论证的严谨性与说服力。问题意识突出：紧密回应“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需求，将学术研究聚焦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这一重大现实议题，提出的政策建议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此外，研究中对数字经济时代养老保险数字化治理（如浙江“智慧社保”）的提及，以及对新冠疫情冲击下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波动的观察，都为理解制度的韧性与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侧面参考。整项研究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与深刻的现实关怀，为后续相关研究与政策制定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与富有启发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