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聚焦1980年代中国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史评价体系间“错位”现象的学术研究，以汪曾祺的《受戒》与《大淖记事》两部短篇小说的获奖差异为切入点，揭示了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意识形态与艺术标准的动态博弈。作者常思扬（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的论文发表于2013年第4期（总第16期）的期刊（具体期刊名未明确标注），属于类型b的学术分析类文献。

核心观点与论证结构

一、文学评奖制度与文学史评价的错位现象

研究指出，1980年《受戒》仅获《北京文学》内部次等奖项，而1981年《大淖记事》则斩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显示官方评奖体系更青睐后者；但后续文学史叙事中，《受戒》的地位反超《大淖记事》。这种错位反映了1980年代文学评价标准的变迁：

• 评奖制度的政治导向性：早期评奖注重题材的“社会意义”（如《大淖记事》中底层反抗的阶级叙事），符合周扬提出的“政治与艺术标准统一”原则（引用①）。

• 文学史的审美自主性：1980年代后期，“纯文学”观念兴起，《受戒》的“空灵”美学（如淡化情节的抒情风格）被重估，严家炎、孟繁华等学者均认为其艺术成就更高（引用④）。

二、汪曾祺“复出”的曲折性与象征资本积累

作者通过档案梳理（如汪曾祺家书、叶兆言回忆录）还原了作家重返文坛的复杂过程：

1. 边缘化开端：1979年《异禀》遭《雨花》编辑部搁置，《受戒》发表前仅在小范围传阅（引用剧团同事杨毓珉的顾虑）。

2. 圈内认可先行：作家高晓声称其作品达“国际水准”（引用⑦），《北京文学》编辑部内部一致好评（李清泉力排众议发表《受戒》）。

3. 官方滞后认可：1981年评奖被指带有“照顾”性质（叶兆言称其为“副榜”，引用①），说明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美学的有限接纳。

三、文本比较与错位根源

研究对比了两部小说的核心差异：

• 《大淖记事》的获奖优势：

  • 主题符合“十七年”文学传统（严家炎指出其与《羊舍一夕》的延续性，引用④）；

  • 人物反抗叙事（巧云与锡匠群体的抗争）更易被纳入“人民性”评价框架（张同吾评语，引用①）。

• 《受戒》的边缘性：

  • 宗教题材与人性书写触及敏感领域（国东1981年批评文章质疑其“社会意义不足”）；

  • 1980年初缺乏适配的批评话语（洪子诚指其“早熟性”，引用③）。

四、1980年代文学场域的过渡性特征

论文提出，这种错位本质上是时代转型的投影：

1. 制度层面：作协主导的评奖仍延续政治规训功能（刘锡诚记载1981年评奖争议，引用④），但已无法完全掌控经典化进程。

2. 观念层面：“重写文学史”思潮（洪子诚提及的“文学现代化”目标，引用⑤）推动了对《受戒》的重新发现，其“间离现实”的美学反而成为1980年代后期文学自主性的象征。

学术价值与启示

1. 方法论意义：通过微观案例（两部小说）揭示宏观机制（评奖制度与文学史的张力），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提供实证路径。

2. 史料价值：整合多方文献（作家书信、回忆录、评奖档案），还原了被简化的历史细节（如《受戒》发表前的内部争议）。

3. 理论延展性：呼应布尔迪厄“象征资本”理论，阐释非主流美学如何通过专业圈层认可（如作家同行评价）逐步影响主流评价体系。

亮点与特殊性

• 跨时段追踪：纵向比较1980年代初与后期的评价变迁，揭示文学经典评判标准的流动性。

• 反本质化视角：拒绝将《受戒》的“艺术性”视为静态特质，而是动态分析其如何被不同历史语境“激活”。

• 边缘视角：聚焦汪曾祺“非伤痕”的创作路径，丰富了对1980年代文学多元性的认知。

（注：全文引用格式及页码均按原文标注，此处从略；实际报告中需补充完整文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