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工智能广泛走向通透传播：基于智能技术界面的中华文化认知与调适》一文的学术报告

本文《人工智能广泛走向通透传播：基于智能技术界面的中华文化认知与调适》由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深圳大学媒体融合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常江与李俊保两位学者撰写，发表于《中国编辑》期刊2026年第1期（总第193期）。这是一篇兼具理论批判性与战略前瞻性的学术论文，旨在回应数智时代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所面临的深刻挑战，并系统性地构建一套全新的应对理念与实践路径。本文的核心议题是：在由人工智能（AI）技术界面主导的全球数字传播生态中，中华文化的跨文化传播如何突破由技术内在逻辑所设置的隐性“认知壁垒”，并最终实现文化价值的有效传达与深度认同。

本文的主要论点围绕“智能技术界面作为文化认知壁垒的制造者”以及“以‘通透传播’为核心的理念与行动方案”两个核心部分展开，并最终将“界面治理”提升至“认知正义”与国家战略的高度。

第一个核心论点是：智能技术界面并非中立的传播通道，而是隐性构建文化认知壁垒的权力场域。 作者指出，在数智时代，以平台、算法和大语言模型（LLM）为代表的技术界面，已超越工具属性，成为重塑文化生产、流通与接受全过程的基础设施和“操作系统”。然而，这一系统内置的科技资本主义逻辑，正在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机制，系统性地为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非西方文化设置传播障碍。其一，是文化表征的数据化对“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的扭曲与过滤。智能技术的运行基于对世界的可计算化、可数据化。而中华文化中大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学理念、体悟性智慧难以被精确编码为数据。例如，谷歌的“艺术调色板（Art Palette）”项目将艺术品简化为颜色参数进行匹配，但中国绘画“随类赋彩”的哲学强调的是色彩与物象、情感、宇宙观的动态关联，其深层意蕴在这种数据化匹配中被削弱甚至消解。人工智能在数据不足时产生的“幻觉”，会进一步生成背离本真的内容，加剧文化误读。其二，是技术内置的西方认知框架对异质文化思维的规训。智能界面的算法逻辑根植于西方主客二分、个体主义、线性思维和视觉中心的哲学传统。这种“知觉外文化（out-of-awareness culture）”作为一种默认标准，被自然化为全球普适规则，使得中华文化强调的“体知性认知”、整体性与关系性思维，因难以被此框架有效编码而在传播中被边缘化，甚至被塑造为“异类”。其三，是结构性的创新抑制。社交媒体平台通过提供标准化的创作工具（如模板、滤镜），将复杂的文化创意劳动重构为符合机器逻辑的标准化生产。这种“系统工具”限定了创作的可能性边界，塑造了创作者的“集体无意识”，使其主动放弃不符合界面效率原则的文化表达，最终导致文化表达多样性的萎缩和创新的结构性压制。

第二个核心论点是：为应对上述壁垒，应倡导并践行以“通透传播”为核心的理念与设计范式。 “通透传播”被定义为一种旨在“容纳”而非“驯化”文化异质性的传播范式。它通过多维数据融合、非线性路径设计与生态化情境营造，力求最大限度地减少文化在“编码-解码”过程中的损耗，并充分激活受众的身体参与和意义生成能力。作者提出了实现“通透传播”的三个具体设计原则。第一，视角原则：媒介作为环境。必须将技术界面从“生产工具”的定位，转变为“文化创意的栖居地”和基础生态。只有当技术“隐身”为环境的一部分，才能为体悟性认知创造可被感知的条件。文中以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光影丹青》展区为例，该作品通过空间投影、体感交互等技术营造了一个“可居、可游”的文化空间，使国画意境得以在技术营造的“环境”中被身体性地体验，而非被界面工具性地“展示”。第二，行动路径：多模态融合。要突破当前界面主要依赖视听模态的局限，集成生物信号、环境数据等多模态信息，重建中华文化“意境”生成所必需的身体参与机制与情绪语境。例如，在数字化呈现中国古典园林时，结合可穿戴设备捕捉游客的生理数据（心率、呼吸），并据此动态调节虚拟环境中的风、水、光影节奏，使游客在个性化的生理-情境互动中体验“步移景异”的美学。这确保了人类的主体性，技术仅是感知的延伸而非替代。第三，叙事策略：非线性叙事。智能技术的“接口逻辑”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应利用此特性，在技术研发的各环节（如预训练知识图谱、算法结构设计、内容生成界面）注入非线性思维，支持多线索并置的叙事呈现。这呼应了中华文化“触类旁通”的知识生产传统，有助于保持文化的整体性与关联性，引导用户进行主动探索，防止在跨文化传播中陷入简单的二元对立和他者化框架。

第三个核心论点是：通透传播的实现需要超越单纯的技术优化，上升到“认知正义”的界面治理与文化实践高度。 作者强调，理想的技术界面不会自动生成，必须有与之匹配的治理框架和社会系统工程。这具体体现为三个层面的协同努力。首先，开发认知友好的传播平台。中国需要自主开发与自身文化逻辑共振的技术平台。这类平台应突破主流平台基于分类学和标签的内容组织方式，探索非标签化的知识呈现体系，并在技术标准（如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模型）中纳入符合中国社会生活逻辑与思维方式的考量。其核心是为用户提供多元、开放的认知“备选方案”，让文化能够被“有意义地”多元化理解，而非被单一技术框架“压缩”。其次，开展认知框架的创造性转译。跨文化传播必须深入认知结构层面，遵循“解码-转码-重嵌”的递进路径。不仅要翻译语言，更要在目标文化的认知体系中找到适宜的框架来转译源文化概念的本体意义（如将中国功夫“寸劲”的技术特征与其蕴含的哲学思想一同传播），使转译后的概念能自然融入受众的现实世界，促进“跨文化团结”。最后，开拓认知包容的对话空间。要在全球数字生态中承认并容纳不同文明的认知“局部性”。这要求在技术标准制定中评估并补偿对非西方思维方式的潜在边缘化；在内容生产中揭示文化成果背后的认知逻辑；在大众教育中提升用户的智能媒介素养，培养其在多元认知框架间转换视角的能力。其终极目标是构建一个多元平等的全球数字文明秩序，使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印度文明的辩证智慧等都能平等贡献于人类知识体系。

本文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极为显著。在理论上，它超越了将媒介视为工具的传播功能主义视角，提出了“媒介作为环境”和“界面作为认知权力场”的深刻洞见，并将文化传播的挑战精准定位于技术系统的“认知框架”层面，为传播学、文化研究与技术哲学提供了富有启发的中层理论连接。在方法论上，它构建了一个从批判性分析（揭示壁垒）、到理念构建（提出“通透传播”）、再到实践与治理设计（三大原则、三大路径）的完整研究框架，逻辑严密，体系性强。在实践层面，本文直面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核心痛点，不仅指出了当前依赖西方技术平台进行文化传播的潜在风险，更系统性地提出了从技术研发、内容创作到国际规则协商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具有明确的政策参考价值和产业指导意义。它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问题，置于全球科技资本主义与数字文明秩序的宏观背景下进行审视，将“通透传播”的价值从文化策略提升至争夺全球数字时代“认知正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体现了深远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