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论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在南宋晚期的分合——以永嘉文派为线索

一、 作者、机构与发表信息

本研究由浙江大学历史学院的杨振宇博士研究生完成，论文《论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在南宋晚期的分合——以永嘉文派为线索》发表于《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网络首发日期为2026年5月26日。该期刊为中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ISSN号为1674-3555，CN号为33-1345/C。论文的网络首发状态表明其已完成同行评议与主编终审，内容已确定，属于正式出版前的录用定稿。

二、 学术背景与研究目的

本研究属于中国古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交叉领域，具体聚焦于南宋晚期浙东地区的学术流变。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南宋中后期，以朱熹理学（朱子学）为代表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日益成为思想主流，而源自叶适的“永嘉之文”（即永嘉文派的文学风格与写作方式）在文学与科举领域仍保持强大影响力。在此背景下，作为“文”与“道”的两种典范，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背后的动力机制与历史意义是什么？

研究背景基于以下关键认知：1. 全祖望曾总结叶适门人有“性命之学”、“经制之学”、“文字之学”三派，其中“文字之学”脉络最为清晰，后世学者据此提炼出“永嘉文派”概念。2. 既有研究多集中于从陈耆卿到戴表元的文学创作谱系，对理学（尤其是朱子学）在该文派演变过程中的角色，以及“文道关系”演变背后的深层思想史意义关注不足。3. 南宋晚期出现一个显著现象，即士人常将“义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并置为道与文的最高典范，且在科举实践中形成了理学思想与永嘉文体并重的局面。这为学者同时接受二者提供了现实土壤。

因此，本研究旨在突破单纯文学史的研究框架，引入“文道关系”的视域，以此作为剖析永嘉后学（即永嘉文派传承者）学术流变的切入点，并借此观察南宋晚期朱子学在地方传播、调适并与本土学术传统互动的具体过程。其最终目标在于揭示，在理学正统化与地域化学术竞争的双重背景下，文学与思想如何分合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如何塑造了后世对永嘉学派遗产的认知与接受。

三、 研究流程与论证方法

本研究并非基于实验或数据统计的实证研究，而是一项典型的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考据与阐释性研究。其工作流程主要围绕对关键历史人物及其著述的深度文本分析、学脉梳理与观念比较展开，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紧密关联的步骤：

第一步骤：确立研究起点与核心线索。 研究者以“永嘉文派”的传承谱系（叶适→陈耆卿→吴子良→舒岳祥→戴表元）为主要叙事线索，同时引入与该谱系存在密切关联与思想交锋的另一条线索——以车若水为代表的理学批判者。将这两条线索置于南宋晚期“文道关系”的宏观议题下进行对照考察，构成了全文的分析框架。

第二步骤：剖析“统合文道”的努力（陈耆卿与吴子良）。 此步骤聚焦于永嘉文派内部试图融合理学与永嘉文学的尝试。研究首先通过梳理叶适、王象祖、吴子良及《宋元学案》等史料，确认陈耆卿作为叶适“文字之学”正统继承者的地位。随后，通过精细解读陈耆卿的《论孟纪蒙》、《曾子论》等著作，并与叶适思想（如对曾子、心性论的态度）进行对比，论证陈耆卿在思想上实际信奉程朱一系的义理之学，而非叶适的事功之学。叶适赠诗中“性与天道亦得闻”的评价，正点明了陈氏兼具理学修养与文学才华的特点。吴子良进一步将陈耆卿塑造为“探周、程之旨趣，贯欧、曾之脉络”的“合欧苏王为一家”的典范，并明确提出“为文大要有三：主之以理，张之以气，束之以法”的创作论，试图从理论上弥合“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的分裂局面。陈、吴二人这种打破门户、统合宗派的做法，被研究者视为朱子学传播至浙南地区时，与当地固有的永嘉文学传统进行调适的产物。

第三步骤：分析“清理门户”的批判（车若水）。 此步骤旨在揭示“统合”模式的内在张力与反向力量。研究以车若水为关键个案，详细追溯其学术转变过程：早年追随陈耆卿学习“新样古文”，后在其祖父车似庆及理学师友（如杜范）的影响下，幡然悔悟，转而激烈批判永嘉文风。研究者深入分析了车若水的《脚气集》及相关文献，提取其核心论点：1. 批判叶适学术思想，指其“黜《十翼》，骂《中庸》，贬曾、孟，笑濂、洛”，背离理学正统。2. 批判永嘉文体，认为陈耆卿、吴子良的文章“文致语言，排间架，缀音响”，过于追求形式工巧，背离了《六经》、韩、欧、苏的古文传统，是“作文害道”的表现。3. 强调学问“只有一路”，即纯粹的朱子学之路，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车若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阵营从维护自身纯洁性出发，主动剥离附着其上的永嘉文学因素，促使了文与道的分离。

第四步骤：追踪“文统独立”后的演进（舒岳祥与戴表元）。 此步骤探讨在与理学之道分离后，永嘉之文作为独立文脉的后续发展。研究指出，元代黄溍“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弗与焉”的论断，精准概括了叶适之学后世“文存学废”的命运。舒岳祥与戴表元正是这一脉络的代表。研究通过分析《宋元学案》、袁桷《戴先生墓志铭》等史料，确认了从吴子良到舒岳祥，再到戴表元的清晰师承关系。在散文方面，戴表元被宋濂誉为“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的东南文章大家，延续了永嘉散文传统。在诗歌方面，研究填补了以往对永嘉文派诗学思想关注的不足：1. 指出叶适虽提携“四灵”，但其诗学理想是“参《雅》《颂》，轶《风》《骚》”，回归更广阔的传统，而非局限于晚唐。2. 论证舒岳祥的诗作取法多元，“欲自柳州参靖节，将邀东野适卢仝”，暗合了叶适对“四灵”局限的批评。3. 重点阐释了戴表元的诗学思想：他批判“后宋百五十余年，理学兴而文艺绝”，并认为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各有所失；提出“宗唐得古”的复古主张；其核心的“酿蜜说”（广采百家、融会贯通、自成一体）在逻辑上继承并发展了叶适的诗学观，将永嘉文派的文学理论推向极致。

第五步骤：综合分析与结论提炼。 在完成上述人物与观念的个案分析后，研究者进行综合阐释，将个别人物的选择置于南宋晚期思想史与地域学术传播的大背景下，提炼出“分-合-分”的演变模式及其历史意义。

四、 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通过上述缜密的流程，得出了层层递进、相互支撑的一系列结果：

1. 揭示了陈耆卿、吴子良“文道统合”模式的实质与渊源：研究结果证实，陈耆卿的学术构成是“以文人之华藻，立儒者之典刑”，其思想内核是程朱理学，文学衣钵是叶适永嘉之文。这种嫁接式的统合，源于其“百圣而一人，万世而一时”的破除门户之见的思想，也是朱子学地方化过程中与本土强势文风（永嘉文体）妥协与融合的体现。吴子良继承了这一路径并加以理论化。

2. 阐明了车若水批判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作用：研究结果清晰展示了车若水从文学追随者到理学卫道者的转变轨迹。其批判并非简单的文学趣味之争，而是基于对理学纯洁性的捍卫。他认为永嘉之文的工巧形式与理学的思想表达存在根本性冲突（“作文害道”）。他的批判行动，标志着理学在浙南地区传播深入后，开始清除与之不兼容的异质文化因素，从而加速了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的分离过程。

3. 勾勒了永嘉文派“去理学化”后的纯文学发展路径：研究结果指出，在车若水促成“分离”后，永嘉文脉并未消亡，反而在舒岳祥、戴表元那里实现了向纯粹文学领域的转型。《宋元学案》评价舒岳祥“但以文著”，至其师徒则“水心之学……无复存矣”，精准描述了这一蜕变。戴表元在散文和诗歌理论（特别是“酿蜜说”）上的成就，标志着永嘉文派脱离了与理学思想的纠缠后，在其自身逻辑下发展至新的高度。

4. 构建了南宋晚期浙东“文道关系”演变的动态模型：综合以上结果，本研究最终描绘出一个完整的演变图景：南宋中期，叶适等大家的思想体系是文道一体的完整构造。至南宋晚期，后学将“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从原有体系中抽离，并奉为各自领域的典范。陈耆卿、吴子良试图将这两种被抽离的典范重新嫁接，实现“统合”。然而，这种嫁接因内在的不匹配性（内容与形式的排斥）而面临挑战。车若水从理学本位出发的批判，促成了二者的最终“分离”。分离后，理学得以更纯粹地传播，而永嘉文学则在更清晰的文学边界内独立演进。全祖望“是时天台学者皆袭筼窗、荆溪之文统，车氏能正之”的断语，在此模型下得到了深层次解读。

五、 研究结论与价值

本研究的核心结论是：南宋晚期永嘉之文与理学之道的分合，并非简单的文学与哲学的对抗，而是朱子学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向地方渗透的过程中，与地方性学术传统（永嘉学派及其文统）复杂互动的缩影。陈耆卿、吴子良的“统合”代表了地方学术对主流思潮的吸纳与调适；车若水的“分离”则代表了主流思潮对地方异质成分的净化与排斥；而舒岳祥、戴表元的“文统独立”，则展示了地方学术传统在思想层面被边缘化后，转而在其优势领域（文学）寻求独立发展与传承的生命力。这一分合过程，深刻影响了后世对永嘉学派遗产的认知，即其“学”（事功思想）逐渐湮没，而其“文”（文学成就）则得以延续和光大。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1. 视角创新：将“永嘉文派”的研究置于“文道关系”的思想史视野下，突破了以往局限于文学传承谱系的研究范式，揭示了文学流变背后的思想史动力。2. 脉络深化：细致梳理了从陈耆卿到戴表元，以及车若水这一关键批判者的思想与活动，填补了永嘉学派后期演变研究中某些环节的模糊之处，特别是对车若水作用的强调和对戴表元诗学思想的阐释。3. 理论意义：提出了一个关于主流学术地方化过程中与本土传统“融合-冲突-分离”的动态解释模型，对于理解南宋以后地域学术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互动具有参考价值。4. 史料运用：扎实地运用了《陈耆卿集》、《脚气集》、《荆溪林下偶谈》、《戴表元集》及大量方志、学案、文集等第一手文献，论证严谨。

六、 研究亮点

1. 问题意识的突出：敏锐地抓住了南宋晚期“义理至伊洛，文字至永嘉”这一并置现象背后的学术史问题，即两种典范如何共存与互动。
2. 关键人物的再发现：对车若水这一在文学史上声名不彰，却在“文道分合”转折点上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进行了深度挖掘和定位，揭示了其作为理学“清道夫”的角色。
3. 对诗学脉络的补充：不仅关注永嘉文派的散文传统，还系统阐述了从叶适到舒岳祥、戴表元的诗学思想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对戴表元“宗唐得古”与“酿蜜说”的解读，完善了对该文派文学理论全貌的认识。
4. 阐释框架的构建力：成功构建了一个以“分-合-分”为核心、以人物谱系为依托、以文道关系为主线的清晰阐释框架，使复杂的学术流变过程变得条理分明、逻辑自洽。

七、 其他有价值的内容

研究在论述过程中，还间接揭示了南宋科举文化对学术的塑造作用。文中提到“嘉定更化”后理学在科举中地位上升，但永嘉文体仍是时文写作首选，这种“理学思想与永嘉文体并重”的科场现实，是陈耆卿等人能够且愿意统合文道的重要社会背景。这提示我们，学术思潮的演变与制度（尤其是科举）的导向密不可分。此外，研究通过方回、刘埙等人对叶适、陈耆卿文章“太工”、“乏高古”的批评，从反面印证了理学家的文学审美与永嘉文风之间的内在张力，为车若水的批判提供了更广阔的学术舆论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