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关于该研究的学术报告:
主要作者与发表信息
该研究论文题为《家族企业的欺诈风险:外部审计师的评估》(The Risk of Fraud in Family Firms: Assessments of External Auditors),由美国本特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会计系的Gopal Krishnan与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商业与经济学院会计系的Marietta Peytcheva合作完成。论文发表于2017年的《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属于商业伦理与会计审计的交叉研究领域。
研究背景与目的
家族企业在美国及全球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超过三分之一的财富500强(Fortune 500)和标准普尔500(S&P 500)企业为家族控股。然而,长期以来,商业伦理领域对家族企业的研究十分匮乏。学者Vazquez在2016年呼吁学界应加强对家族企业研究与商业伦理交叉领域的探索,本研究正是对这一呼吁的回应。该研究旨在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外部审计师在承接审计业务前,是否会认为家族企业比非家族企业存在更高的欺诈风险(Fraud Risk)。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如果审计师预期家族企业的欺诈风险更高,他们可能会收取包含风险溢价的更高审计费用,甚至直接拒绝接受该企业作为审计客户。这不仅会给家族企业带来经济损失,还会引发声誉损失。
该领域的研究长期受两种对立的理论视角支配。一是“协同理论”(Alignment Theory,又译作利益趋同理论),它着眼于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认为家族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程度较低,因此代理冲突减弱,欺诈或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低。二是“壕沟理论”(Entrenchment Theory,又译作管家理论或固守效应理论),它关注家族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认为集中的所有权为家族成员创造了动机和机会,去侵占(Expropriate)少数股东的财富,因此家族企业的欺诈风险更高。本研究正是要通过外部审计师的视角,来检验这两种相互矛盾的预测中,哪一种更符合审计专业人员的实际判断。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者采用了一个严谨的实验方法,而非依赖事后的档案数据。这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点,因为事后档案数据无法观测到那些被审计师拒绝的客户,存在样本选择性偏差。
研究对象是来自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Big 4)及另一家大型国际审计公司的60位经验丰富的审计专家,其中40位是合伙人,20位是经理,平均从业经验高达19年。这些参与者被要求审查一个描述了一家虚构公司情况的案例,并将其作为潜在的新审计客户进行评估。
实验采用了2x2的被试间设计,操纵了两个自变量。第一个是“家族企业属性”(Family Firm),分为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两种情况。在家族企业条件下,案例公司被描述为一家由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家族持有60%的表决权股份,且CEO是创始CEO的直系后代,公司的三名高管均为家族成员。在非家族企业条件下,公司股权分散,无主导性的控股方。第二个是“审计委员会(Audit Committee, AC)实力”,分为强和弱两种情况。在强审计委员会条件下,所有委员均为独立的财务专家,无先前关系,每年开会12次;而在弱审计委员会条件下,尽管委员形式上独立,但有两人曾是公司前雇员,仅一人为财务专家,且每年仅开会2次。通过这种设计,研究者可以观察公司股权结构和内部治理机制对审计师判断的独立及交互影响。
参与者在阅读案例材料后,需做出两个关键的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判断。一是欺诈风险评估,通过问题“贵公司财务报表包含故意重大错报或遗漏的风险有多大?”进行11分制评分。二是客户接受建议,通过问题“您对承接该公司作为审计客户的决定同意或反对到什么程度?”进行11分制评分。实验结束后,参与者还完成了操纵检查问题并提供了人口统计信息。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结果清晰地支持了“壕沟理论”的预测,而非“协同理论”。
首先,在主效应方面,审计师对家族企业的欺诈风险评估(均值6.40)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均值5.45)。相应地,审计师对承接家族企业作为审计客户的推荐意愿(均值7.50)也显著低于非家族企业(均值8.50)。这一结果直接回答了研究核心问题,表明经验丰富的审计师在接受业务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家族企业具有更高的固有欺诈风险。
其次,更为关键的是,研究发现了家族企业属性与审计委员会实力之间显著的序数交互效应。研究采用计划对比(Planned Contrasts)分析发现,审计师认为在弱审计委员会的家族企业中欺诈风险最高(均值7.00),承接意愿最低(均值7.13)。而强审计委员会的非家族企业则被认为风险最低(欺诈风险均值5.40,承接意愿均值8.53)。这表明,一个薄弱的审计委员会会极大地放大审计师对家族企业风险的担忧,使得此类企业成为最不受欢迎的审计客户。相反,一个强大的审计委员会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审计师对家族企业的顾虑,但能起到一定的风险缓解作用。
最后,进一步的补充分析揭示了风险背后的具体驱动因素。研究者发现,审计师对家族企业的内部控制风险(Control Risk)评估(均值6.07)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均值5.10),同时对其固有风险(Inherent Risk)的评估(均值6.30)也显著高于非家族企业(均值5.47)。回归分析显示,审计师对控制风险和固有风险的评估,都是其最终欺诈风险评估的重要预测因子。这说明审计师认为家族企业不仅由于其复杂的关联方交易(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等原因而固有风险更高,也可能因其非正式的、可能被家族高管凌驾(Management Override)的内部控制环境而导致控制风险更高。
研究结论、价值与亮点
本研究首次通过严谨的实验,为外部审计师对家族企业欺诈风险的事前判断提供了直接证据,填补了该交叉领域的重要研究空白。其结论是:与商业伦理领域普遍认为家族企业具有更高道德标准的观点不同,作为资本市场“看门狗”的审计师,更倾向于采纳“壕沟理论”的视角,认为家族企业中存在更严重的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从而评估出更高的欺诈风险。
本研究的价值在于它识别出了一个重要的“错配”现象:家族企业为塑造良好道德氛围所做的努力,与外部审计师对其风险的审慎评估之间存在差距。这种认知差异可能导致家族企业面临更高的审计成本或声誉损失,也揭示了研究家族企业商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在教育与应用方面,该研究有助于家族企业理解外部信息中介的决策逻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加强公司治理,尤其是建设独立、专业、勤勉的审计委员会。
本研究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时效性。在方法上,相比于无法观测到“拒绝决策”的事后档案研究,实验法能干净地揭示审计师的事前判断,内部效度更高。在时效性上,该研究在2014年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强调关联方交易风险的新审计准则第18号(AS 18: Related Parties)之后进行,其结论更能反映新的监管环境下审计师的审慎判断,即关联方交易及其相关的侵占风险已成为审计师评估家族企业时一个突出且重要的考量因素。此外,研究还结合了社会情感财富(Socioemotional Wealth, SEW)模型来解释结果——家族为保存其社会情感财富(如家族控制权和声誉),可能会在财务报告上做出不利于外部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欺诈风险,为“壕沟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解释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