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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二聚体检测的事实与误区:意大利血栓与止血学会(SISET)共识指导

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DOI:10.1002/ajh.70079

本文是来自意大利血栓与止血学会(SISET)的一份专家共识指导文件,发表于 *American Journal of Hematology*(2026; 101:97–109),题目为《D-二聚体检测的事实与谬误:意大利血栓与止血学会(SISET)共识指导》。该文由Armando Tripodi等多位专家共同撰写,旨在基于现有文献与专家意见,系统梳理D-二聚体(D-dimer)检测在临床实践中的循证使用场景,并针对当前普遍存在的不合理检测与解读误区提出规范化建议。

这是一篇类型b的学术文献,即专家共识与指导性综述。以下将从文献背景与目的、作者与发表信息、主要观点及其论据、以及文献价值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性学术报告。

一、研究背景与核心问题

D-二聚体是交联纤维蛋白在纤溶酶(plasmin)介导下发生蛋白水解后产生的降解产物,由活化因子XIII(FXIIIa)催化的交联纤维蛋白所衍生,因此被视为纤维蛋白沉积和血栓形成的可靠生物标志物。目前,D-二聚体检测在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的排除诊断中已得到广泛认可。然而,临床实践中普遍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不合理现象:对无症状的健康人群常规开具D-二聚体检测以进行筛查。这种做法不仅可能促使医生启动耗时且昂贵的诊断流程,还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焦虑与困扰,甚至常因偶然发现原因不明的高D-二聚体而被误认为VTE的证据,从而错误启动抗凝预防。此外,虽然多项人群研究显示D-二聚体与动脉血栓形成存在一定关联,但并不能据此在个体患者中建立D-二聚体升高与动脉事件的直接因果关系。基于上述背景,SISET委托专家小组制定本共识指导,以明确D-二聚体检测的循证适应范围,并对证据尚不充分的使用情形提出限制性建议。

二、主要观点与支持性证据

本共识的主要结论可归纳为三个循证支持的临床使用场景以及若干个尚不推荐的使用场景,每项观点均基于相应的临床研究证据和专家投票结果。

第一个核心观点是:D-二聚体可联合临床验前概率评分用于排除门诊有症状患者的VTE。文章指出,VTE的年发病人数在全球范围内接近1000万,仅凭临床表现难以可靠诊断,而影像学检查耗时且昂贵。自1991年Bounameaux等的研究以来,D-二聚体在排除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和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中的价值逐步确立。该研究显示,以500 μg/L为界值时,仅一名PE患者D-二聚体低于该水平,从而形成“D-二聚体不能确诊VTE,但可用于排除VTE”的核心概念。为进一步减少假阳性和假阴性,后续多项管理研究验证了将Wells评分与D-二聚体联合应用的策略。专家小组据此强烈建议在症状性门诊患者中联合使用D-二聚体与Wells评分;若验前概率低且D-二聚体低于临界值,可安全排除VTE;若验前概率高,则无论D-二聚体水平如何均需进行影像学检查。此外,小组强烈推荐对50岁以上患者采用年龄校正的D-二聚体临界值(年龄乘以10 μg/L),以增加老年患者中安全排除DVT的比例。值得注意的是,该策略在孕妇、住院患者和癌症患者中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应谨慎应用。

第二个核心观点是:D-二聚体有助于确定使用维生素K拮抗剂(vitamin K antagonists, VKAs)进行VTE二级预防的最佳疗程,但对直接口服抗凝药(direct oral anticoagulants, DOACs)患者则不推荐使用。PROLONG研究是第一项关键性随机对照试验,纳入无诱因VTE且在VKAs治疗至少3个月的患者,停药1个月后测定D-二聚体。结果显示,D-二聚体升高且未恢复抗凝的患者复发风险显著高于恢复抗凝者。DULCIS等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了D-二聚体在指导VKAs抗凝疗程中的辅助价值。然而,APIDULCIS研究在DOACs患者中未能证实D-二聚体的分层价值,该研究因停止抗凝后D-二聚体阴性患者的复发事件过多而提前终止。可能的原因包括新冠疫情期间患者身体活动受限以及DOACs与VKAs对D-二聚体水平影响不同。Tripodi等的研究发现,接受DOACs治疗的患者其D-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VKAs治疗者,提示D-二聚体在检测DOACs所致低凝状态方面可能不够敏感。因此,专家小组建议在VKAs停药后可将D-二聚体作为临床标准的辅助手段,但在DOACs患者中目前应避免使用D-二聚体决定延长抗凝。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D-二聚体联合主动脉夹层检测风险评分(aortic dissection detection risk score, ADD-RS)可用于急诊排除急性主动脉综合征(acute aortic syndrome, AAS)。AAS包括主动脉夹层、壁内血肿、穿透性主动脉溃疡和主动脉破裂等致命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常无特异性。ADVISED研究显示,D-二聚体阴性且ADD-RS为0或≤1时,排除AAS的失败率仅为0.3%,效率可达49.9%。一项纳入18项研究的最新荟萃分析显示D-二聚体对AAS的敏感性为96.5%,特异性为56.2%。基于上述证据,专家小组建议在急诊环境中联合应用D-二聚体与ADD-RS以安全排除AAS,避免不必要的影像学检查。

此外,本共识系统阐述了七个尚未获得循证支持的临床场景,并针对每种场景提出反对意见。在无VTE危险因素的无症状患者首次偶然发现D-二聚体升高时,强烈反对启动药物性血栓预防,因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此类患者具有更高的VTE风险或可从预防性抗凝中获益。在无VTE症状的患者中,强烈反对因D-二聚体升高而进行加压超声(compression ultrasonography, CUS)或CT血管造影来筛查隐匿性VTE,尽管既往人群研究显示基线D-二聚体水平与长期VTE发生风险相关,但无法据此指导个体患者的影像筛查。对于重复检测,小组建议在排除已知升高原因且患者无特异性症状和体征时,不推荐常规重复检测。对于隐匿性癌症筛查,在无诱因VTE患者中有限的癌症筛查(如病史、体格检查、基本血液检查和影像学)被推荐,但在无症状的D-二聚体升高患者中,小组强烈反对进行有限或扩展的癌症筛查,因为目前缺乏高质量证据表明这种筛查能改善生存结局。对于遗传性或获得性易栓症筛查,小组强烈反对在无症状的D-二聚体升高患者中进行相关检测,因为即使存在易栓症,也无证据支持对无VTE史者进行预防性抗凝。在动脉血栓实验室危险因素方面,多项大型队列研究(如LIPID研究、REGARDS研究、Reykjavik研究等)均显示D-二聚体水平与未来动脉事件风险相关,但这种关联不能证明因果关系,且目前尚无基于D-二聚体指导治疗干预的证据,因此反对在无症状患者中检测其他动脉血栓相关生物标志物,也反对在无动脉事件史者中为评估风险而检测D-二聚体,但建议对伴有传统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管理与控制。最后,虽然多种人群研究显示D-二聚体与踝臂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 ABI)等外周动脉疾病指标相关,但尚无足够证据支持在心血管中高危风险患者中开展常规影像学检查以筛查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仅在部分情况下可考虑测量ABI筛查外周动脉疾病。

三、文献价值与意义

本文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系统澄清了D-二聚体检测的循证边界,明确指出其在排除VTE、指导VKAs二级预防疗程以及协助排除AAS三个场景中的可靠价值,同时对当前临床上广泛存在的不合理检测和过度解读进行了有力纠正。通过对七个常见临床问题的专家组投票与分级建议,该指导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框架,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诊断流程、避免患者焦虑和医疗资源浪费。此外,本文还深入讨论了D-二聚体检测方法学上的局限性,包括缺乏国际标准化、不同方法之间结果难以比较、参考值与临界值的区别,以及假阳性与假阴性的多种原因,为实验室与临床的沟通提供了重要背景。特别是对DOACs患者中D-二聚体分层价值失败的可能机制分析,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这份共识不仅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基于证据的指导,也为后续研究提出了关键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和临床转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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