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题为“术前焦虑与当日手术取消之间的关联:一项前瞻性研究”(Association between preoperative anxiety and case cancellations: prospective study),由Tina Ramishvili等学者完成,主要研究机构为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蒙特菲奥雷医疗中心)麻醉科及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同时联合了德国Oldenburg大学医院、Essen大学医院、瑞士苏黎世大学儿童医院及泰国Mahidol大学Siriraj医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该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Clinical Anesthesia*(临床麻醉学杂志)2026年第112卷,文章编号112205,于2026年4月20日在线发表。
术前焦虑(preoperative anxiety)是围手术期管理中一个潜在可改变却长期被忽视的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经正式诊断的焦虑障碍(anxiety disorder)是当日手术取消(same-day case cancellation)的预测因子之一。然而,在临床实践中,大量患者在术前经历了显著的情境性焦虑,却从未接受过正式的精神科评估或获得焦虑障碍的疾病诊断编码(ICD code)。这种依赖正式诊断的识别方式可能严重低估了术前焦虑的真实负担及其临床后果。
在手术患者群体中,焦虑障碍的诊断率往往较低,但报告存在有意义术前心理困扰的患者比例要高得多。既往文献报道的术前焦虑发生率因研究人群不同而在11%至80%之间波动。手术患者在术前阶段常因手术创伤、失去家庭支持与自主性、以及对致命结局的恐惧而产生心理焦虑。术前焦虑不仅影响患者心理状态,还可能增加术后疼痛、延长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
针对这一知识缺口,研究团队提出了核心假设:患者自我报告的术前焦虑水平可在已确立的风险因素之外,独立预测当日手术取消。本研究旨在检验高术前焦虑是否在已知的人口学、临床、手术及社会经济因素之外,构成当日手术取消的独立危险因素。
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prospective cohort study),于2023年4月至2025年1月在Montefiore Medical Center进行。纳入标准为接受择期门诊手术(ambulatory surgery)或当日入院手术(same-day admission surgery)的患者。术前评估护士在手术前中位1天(四分位距1-4天)通过电话联系符合条件的患者进行评估,无法报告自身焦虑水平的患者被排除。研究方案经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批准(方案号2021-13600),免除知情同意,并遵循STROBE(加强流行病学观察性研究报告)指南。
焦虑水平采用自我报告的数字评分量表(Numeric Rating Scale, NRS)进行评估,0分表示“完全不焦虑”,10分表示“极度焦虑”。主要暴露定义为高焦虑,即NRS评分≥5分。评分≥5的患者被转介至心理服务部门接受进一步焦虑评估和可能的干预。此外,患者还被问及对即将进行的手术是否存在任何方面的担忧,以及接受手术的最重要原因或期望,两个问题均允许多选。焦虑评估量表的选择基于其简便性和低应答负担,既往研究已证明类似的简易量表与阿姆斯特丹术前焦虑与信息量表(APAIS)及斯皮尔伯格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具有相似的心理测量学表现。
主要结局为当日手术取消,定义为手术预定后24小时内发生的取消。
混杂因素基于既往发表的手术取消预测因子文献预先选定,包括:年龄、性别、种族、体重指数(BMI)、距医院距离、年收入、无初级保健医生、既往失约史、既往手术史、阿片类或苯二氮䓬类药物使用史、手术类型与科室、手术时机(提前超过30天安排、手术日期为周一或周二)以及既往焦虑诊断。
统计分析采用修正泊松回归模型(modified Poisson regression)结合稳健误差方差估计高焦虑与当日手术取消之间的关联,结果以调整后风险比(adjusted risk ratio, RRadj)及95%置信区间报告。同时拟合逻辑回归模型评估NRS评分(0-10)作为连续变量的效应,报告调整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ORadj)。此外进行了多项探索性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包括排除既往焦虑诊断患者的重复主要分析、性别/年龄/手术类型的交互作用检验,以及纳入婚姻状况、邮编收入、平均家庭规模等社会决定因素代理变量的敏感性分析。为量化临床意义,研究还计算了风险差(risk difference)和归因风险分数(attributable risk fraction)。
研究期间共联系6779名患者进行术前评估,其中6469例(95.4%)完成评估并纳入最终分析。最终队列中,女性3908例(60.4%),年龄大于70岁者960例(14.8%)。焦虑评分分布显示,3858例(59.6%)患者报告“完全不焦虑”(NRS=0),167例(2.6%)报告“极度焦虑”(NRS=10)。高焦虑(NRS≥5)患者共1248例,占19.3%,即约五分之一的手术患者经历了显著水平的术前焦虑。在高焦虑患者中,女性833例(66.7%),显著高于低焦虑组的女性比例(58.9%)。值得注意的是,高焦虑患者中仅9.5%(118/1248)有正式的焦虑障碍诊断记录,超过90%的高焦虑患者从未获得正式的精神科诊断。焦虑评分最高的三个手术科室依次为心胸外科(中位数4,四分位距3-5)、神经外科(中位数4,四分位距3-5)和胸外科(中位数3,四分位距3-3)。
关于手术担忧的多选调查中,最常报告的担忧为手术并发症(1147例,17.7%),其次为术后并发症(811例,12.5%)和疼痛(682例,10.5%)。患者接受手术的最主要期望为改善生活质量(1074例,16.6%),其次为改善躯体功能(1035例,16.0%)和减轻疼痛(624例,9.6%)。这一发现提示患者术前焦虑多源于对手术风险和不适的现实性恐惧,而非抽象恐惧。
全队列当日手术取消率为6.3%(408例)。在408例取消中,334例(81.9%)为患者当日未到院所致,74例(18.1%)为患者到达术前等候区后因医疗或行政原因被取消。低焦虑组(5221例)的取消率为6.0%(312例),高焦虑组(1248例)的取消率为7.7%(96例),风险差为1.7%(95%CI:0.1%-3.3%,p=0.025)。高焦虑患者中,归因风险分数为22.1%,即高焦虑组发生的当日手术取消中超过五分之一可归因于术前焦虑。
在调整了所有预先选定的混杂因素后,高术前焦虑仍与当日手术取消风险显著增加相关(调整后风险比RRadj 1.29;95%CI:1.04-1.62;p=0.023)。焦虑严重程度作为连续变量(NRS评分0-10)也表现出剂量依赖效应:NRS评分每增加1分,当日手术取消的调整后比值比增加4%(ORadj 1.04;95%CI:1.01-1.08;p=0.0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式的ICD焦虑障碍诊断在476例(7.4%)患者中有记录,但其与当日手术取消无显著关联(RRadj 0.97;95%CI:0.68-1.39;p=0.889)。
探索性分析显示,高术前焦虑与既往ICD焦虑诊断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RRadj 1.31;95%CI:1.07-1.59;p=0.009)。接受门诊手术的患者比接受需住院手术的患者发生术前高焦虑的风险显著更低(RRadj 0.77;95%CI:0.64-0.94;p=0.008)。手术复杂程度(以工作相对价值单位work RVU>7.03定义高复杂度)与术前焦虑之间无显著关联(RRadj 1.09;95%CI:0.99-1.21;p=0.091)。
敏感性分析中,排除既往焦虑诊断的患者后,高术前焦虑与当日手术取消的关联仍然稳健(RRadj 1.30;95%CI:1.03-1.65;p=0.027)。额外调整社会决定因素变量后,关联同样保持(RRadj 1.30;95%CI:1.02-1.65;p=0.032)。
交互作用分析发现手术类型对焦虑与取消之间的关联有显著修饰作用(交互p=0.014)。在非普通外科手术中(包括心胸外科、妇科、颌面外科、神经外科、眼科、骨科、耳鼻喉科、足科、胸外科和血管外科),高焦虑的效应被放大,调整后风险比为1.52(95%CI:1.19-1.96;p=0.001),而在普通外科中无显著效应(RRadj 0.74;95%CI:0.44-1.25;p=0.260)。性别和年龄未显示显著交互作用(交互p值分别为0.498和0.738),但女性患者和年龄≤70岁患者在数值上呈现出更高的取消风险。
本研究证实,显著水平的术前焦虑在手术患者中发生率为五分之一,且是当日手术取消的独立预测因子。高术前焦虑患者的当日手术取消风险比低焦虑患者高出29%,且焦虑严重程度与取消风险呈剂量依赖关系。更为重要的是,高焦虑患者中超过90%没有正式焦虑诊断,而正式焦虑诊断在本研究中与手术取消无显著关联,这提示仅依赖ICD编码进行风险识别会严重遗漏具有临床意义的术前焦虑人群。
该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首次系统性地证实了患者自我报告的术前焦虑作为独立于传统风险因素的手术取消预测因子,填补了既往研究仅关注正式精神科诊断的空白。其临床应用价值同样显著:简单、低负担的NRS焦虑筛查工具可便捷地整合入常规术前评估流程,使医疗机构能够早期识别并针对性干预高焦虑患者,从而可能减少可预防的手术取消,同时改善患者心理体验和手术机构的运营效率。研究数据还提示,结构化术前干预措施(如虚拟现实术前全流程导览和个性化需求导向教育)已在随机对照试验中被证明可有效降低术前焦虑,为临床实践提供了可操作性路径。
本研究的突出亮点包括:第一,采用前瞻性设计并以患者自我报告的连续焦虑评分为主要暴露,避免了仅依赖回顾性诊断编码的选择偏倚;第二,发现超过90%的高焦虑患者缺乏正式诊断,而正式诊断与取消无关联,这一对比性发现具有重要的临床筛查指导意义;第三,归因风险分数分析为量化术前焦虑对手术取消的临床贡献提供了直观数据;第四,通过交互作用分析揭示了非普通外科手术中焦虑效应的放大现象,为分层化干预策略提供了依据。
研究的主要局限性在于焦虑评估通过电话进行,可能引入社会期望偏倚;此外,虽然关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但其绝对效应量(风险差1.7%)相对较小,未来需要多中心研究和干预性试验来确定针对术前焦虑的干预策略是否能有效降低当日手术取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