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Ran Jingliang、Liu Huiyue、Yue Yuan等人发表了一项关于职业探索、职业反思、职业召唤与大学生职业适应性及主观幸福感之间关联性的原创研究。这篇论文发表于《Psychology Research and Behavior Management》，发布时间为2023年7月24日。这项研究以中国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从自我调节理论（Self-Regulation Theory）视角出发，探究职业发展相关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机制。

学术背景

职业适应性（Career Adaptability）是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职业环境中衡量个体准备、适应和调整能力的重要指标，涵盖职业关注、职业探索、职业控制以及职业信心。在全球经济和职业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尤其是新冠疫情后，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压力显著增加。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提升大学生的职业适应性至关重要。此外，心理社会健康与职业发展也密切相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作为衡量个体心理体验的常用指标，常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相关。因此，这项研究不仅关注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还试图探讨如何在经济和心理双重压力下维持学生的心理健康和积极生活。

通过引用Bandura的自我调节理论，该研究将职业探索（Career Exploration）和职业反思（Self-Reflection）作为核心变量，用来分析其对职业适应性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同时，研究还进一步探讨了职业召唤（Career Calling）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流程

数据收集与样本

这项研究于2021年通过整群抽样选取了1321名来自中国西南地区多所高校的本科生作为初步样本。在问卷筛选和匹配后，最终获得了107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1.5%。样本特征显示，女性占77.4%，大多数学生年龄在19至20岁之间，专业以历史类占比最大（63.9%），以及大一至大三的学生为主。

为了提高数据有效性并避免同源偏差，研究依次在三个时间点分阶段测量了五个主要变量： 1. T1（第一周）：记录受试者基本信息，并测量职业探索和职业反思。 2. T2（第二周）：测量职业召唤。 3. T3（第三周）：测量职业适应性与主观幸福感。

量表与测量工具

研究采用了多种成熟的海外量表，并通过翻译-回译程序确保其适用性： 1. 职业探索：使用Stumpf等人开发的职业探索量表（Career Exploration Scale），包括环境探索与自我探索两个子维度，总计11道题，Cronbach’s α为0.90。 2. 职业反思：采用Peltier等人开发的反思量表（Self-Reflection Scale），包含5道题，Cronbach’s α为0.91。 3. 职业召唤：使用中国职业召唤量表（Chinese Calling Scale, CCS），涉及利他性、指导力、意义感等三个维度，总计11道题，Cronbach’s α为0.93。 4. 职业适应性：采用Hou等人开发的职业适应能力量表（Career Adaptability Scale），包含24道题，涵盖职业关注、职业控制、好奇心、自信四方面，Cronbach’s α为0.97。 5. 主观幸福感：采用Diener等人的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共5道题，Cronbach’s α为0.88。

数据分析

研究利用SPSS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进行数据处理和路径分析，同时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排除常见方法偏差的影响。最终假设模型的拟合指标表现优良（IFI=0.95, CFI=0.95, RMSEA=0.04）。

研究结果

主效应

1. 职业探索与职业适应性：职业探索显著正向预测职业适应性（β=0.34, p<0.001）。
2. 职业反思与职业适应性：职业反思也显著正向预测职业适应性（β=0.31, p<0.001）。
3. 职业探索与主观幸福感：职业探索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p<0.001）。
4. 职业反思与主观幸福感：职业反思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p<0.05）。

中介效应

职业召唤在职业探索、自我反思与职业适应性及主观幸福感之间均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1. 职业探索与职业召唤：职业探索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召唤（β=0.18, p<0.001）。 2. 职业召唤与职业适应性/主观幸福感：高水平的职业召唤明显增强职业适应性和主观幸福感，与文献所述一致。 3. 职业反思与职业召唤：职业反思同样显著正向预测职业召唤（β=0.45, p<0.001）。

研究结论及意义

这项研究首次综合分析了职业探索和职业反思在塑造大学生职业适应性和主观幸福感过程中的作用，并明确了职业召唤作为中介变量的关键机制。具体而言，大学生通过积极的职业探索和反思，可提升对职业环境和自我的认知，从而增强职业适应性。同时，这些探索行为还能迁移到个人生活体验上，显著提高其主观幸福感。职业召唤作为个体寻找职业意义的重要动力因素，对于学生在适应职业变化和实现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桥梁作用。这些结论为高校职业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指导：应鼓励学生进行职业探索和反思，并通过课程和实践活动培育其职业召唤意识。

方法与理论创新

本研究在以下几点具有创新性： 1. 方法论贡献：通过整合自我调节理论中的三个动态循环过程（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首次深入探讨职业探索、自我反思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机制。 2. 数据采集设计：分阶段多时间点的数据收集方法有效规避了同源方法偏差。 3. 理论扩展：将职业召唤引入职业适应性研究框架，丰富了相关理论构建。

应用价值

本研究对大学生职业发展以及高校职业教育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高校应注重职业发展课程的设置，包括理论知识教育、自我探索技能培训以及意义建构能力培养。同时，大学生可通过反思和实践活动，逐步明确自我需求与职业方向，以达到心理与职业的双重增长。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方向

研究仅考察了大学生视角，未纳入外部因素的影响，例如家庭支持和社会环境。此外，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中国学生的反思与职业探索在国际范围内可能具有不同特征。未来研究可重点分析跨文化差异，以及外部环境对职业规划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