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及中国国际神经科学研究所（China-INI）的苏新（Xin Su）、宋子豪（Zihao Song）、张鸿祺（Hongqi Zhang）、张鹏（Peng Zhang）以及马永杰（Yongjie Ma）等学者共同完成。作为一篇原创性研究，该论文发表于 *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并于2026年7月在线发表。研究依托于中国硬脑膜动静脉瘘研究与管理（DREAM-INI）数据库，深入探讨了伴有皮质静脉引流（cortical venous drainage, CVD）的高级别硬脑膜动静脉瘘（dural arteriovenous fistulas, DAVFs）在血管内治疗（endovascular treatment）失败的相关血管构筑学（angioarchitecture）预测因素。
颅内硬脑膜动静脉瘘是一种获得性血管病变，约占颅内血管畸形的10%至15%，其特征为硬脑膜动脉分支与硬脑膜静脉窦、脑膜静脉或皮质静脉之间存在异常动静脉连接。其临床表现高度异质，从无症状到颅内出血（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CH）和非出血性神经功能缺损（non-hemorrhagic neurological deficits, NHND）不等。特别是对于存在皮质静脉引流的病变，其自然病程更具侵袭性，往往导致更差的预后。
目前，针对伴有皮质静脉引流的高级别硬脑膜动静脉瘘，血管内栓塞（endovascular embolization）已成为首选的一线治疗方式，并通常能带来良好预后。然而，即便在经验丰富的治疗中心，也并非所有患者都能通过单一的血管内治疗策略实现持久的临床和影像学治愈。一部分患者可能因无法完全闭塞、残余瘘口、复发或新生瘘口而需要额外的手术或放射外科治疗，这被视为血管内治疗的失败。在临床实践中，准确评估和预测血管内治疗的预期疗效至关重要，但至今，导致此类治疗失败的具体血管构筑学预测因素仍未得到充分阐明。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大规模队列识别出与血管内治疗失败独立相关的血管构筑学特征，从而指导更精准的个体化治疗决策。
本研究是一项基于DREAM-INI数据库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严格遵循了预设的研究流程。
首先，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研究者纳入了2001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经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确诊为伴有皮质静脉引流，并接受血管内栓塞作为一线治疗的DAVFs患者。纳入分析的核心前提是患者必须拥有可用的临床和影像学随访数据，以便可靠地判断远期治疗是否成功。依据这一标准，研究最终纳入了415名患者。值得注意的是，有319名患者因缺乏随访而被排除，研究者明确指出这可能引入失访偏倚，但其方向难以确定。
其次，在变量定义与分组上，研究明确了关键定义。“成功的血管内治疗”被定义为无需额外手术或放射外科干预的、持久的完全性瘘口闭塞，且无论栓塞治疗进行了几次。反之，凡是在血管内治疗后因持续性皮质静脉引流而需转为手术或放射外科治疗，或在初期成功闭塞后出现复发或新生瘘口的患者，均被归类为“血管内治疗失败”组。对于部分栓塞后未按预定分期多模式策略处理，而是因初始治疗意图未达成才被迫转向其他疗法的患者，也归入失败组。
在血管构筑学变量的评估上，研究者重点分析了多个特征，包括是否存在多发性瘘口（multiple fistulas）、脑膜中动脉（middle meningeal artery, MMA）供血、软膜动脉（pial arterial supply）供血、静脉淤血（venous congestion）、静脉扩张（venous ectasia）以及静脉狭窄或闭塞等。其中，软膜动脉供血被明确定义为来源于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大脑后动脉等脑血管主要干支及其软膜分支的供血。
最后，在统计分析方法上，研究采用了逐步的回归分析策略。首先，通过单变量Logistic回归筛选潜在的预测因子，将P值小于0.10的变量作为候选。随后，为聚焦于可直接解读的血管构筑学因素，研究者将这些候选变量纳入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以“成功的血管内治疗”作为目标事件，最终识别出独立的预测因素。在建模前，研究者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对多重共线性进行了评估，确认了模型的稳健性。
研究队列的415名患者中，平均年龄为49.4岁，男性占75.9%，这与高级别DAVFs的流行病学特征相符。整体来看，即时完全闭塞率很高，达到了88.4%，但远期治疗成功率显示：302名患者（72.8%）实现了持久的闭塞，被纳入治疗成功组，而113名患者（27.2%）被纳入治疗失败组。在失败组中，87人未能达到完全闭塞，26人在影像随访中出现复发或新生瘘口。
通过单变量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的层层递进分析，研究揭示了几个关键的血管构筑学预测因素，其结果存在清晰的逻辑关联。
第一，脑膜中动脉（MMA）供血被证实是治疗成功的强力保护因素。在多变量分析中，存在MMA供血的DAVFs，其治疗成功的几率是那些没有此特征病变的4.03倍（OR 4.03， 95% CI 2.29至7.08）。这一结果在逻辑上得到了充分解释：脑膜中动脉通常走行较直、管径较大，为微导管提供了更稳定和安全的通路，有利于液体栓塞剂（如Onyx胶）深入渗透到瘘口和引流静脉的近端，从而实现更彻底的闭塞。这一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并巩固了经脑膜中动脉路径作为治疗首选的核心地位。
第二，与保护因素相对，研究识别出三项与治疗失败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 - 软膜动脉供血（Pial Arterial Supply） ：其存在将治疗成功的几率降低了约46%（OR 0.54, 95% CI 0.33至0.90）。逻辑上，软膜动脉不仅是瘘口的供血分支，同时负责正常脑实质的供血，其管径细小、走行迂曲，使得安全有效的超选和栓塞极为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脑梗死。其存在本身就反映了病变更为复杂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和高度的血管构筑学复杂性。 - 静脉淤血（Venous Congestion） ：其存在同样使治疗成功几率降低了约45%（OR 0.55, 95% CI 0.33至0.94）。研究分析认为，静脉淤血标志着严重的静脉流出道梗阻和持续性静脉高压。即使指数瘘口被成功闭塞，这种高压的血流动力学环境可能促进残余的微小分流通道重新开放或诱发新生血管连接的形成，从而成为复发或新生瘘口的温床。 - 多发性瘘口（Multiple Fistulas） ：这是最为显著的风险预测因素，其存在使治疗成功的几率降低了84%（OR 0.16, 95% CI 0.08至0.31）。这一结果的逻辑非常直接：多发性瘘口意味着需要在一次或多次治疗中完全闭塞所有的动静脉分流点，技术难度呈指数级增加。任何一处残余瘘口都可能维持皮质静脉引流的风险，导致治疗策略的失败。
这些结果共同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图景：治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是否闭塞了瘘口，更取决于病变的固有血管构筑学特征。一支易于通路的MMA是成功的保障，而软膜供血、静脉淤血和多发性瘘口则是预示着病变复杂性和治疗高失效率的“红旗征”。
本研究得出结论，在伴有皮质静脉引流的高级别硬脑膜动静脉瘘中，特定的血管构筑学特征与血管内治疗的持久治愈率独立相关。脑膜中动脉供血有利于栓塞成功，而软膜动脉供血、静脉淤血及多发性瘘口则预示着更为复杂的病变。
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临床应用价值。从科学层面，它深化了我们对DAVFs血管构筑学与治疗预后之间关系的理解，为未来的分类系统完善和预后模型构建提供了关键数据。从应用层面，它为临床医生提供了直观、可操作的预测工具。医生在治疗前通过血管造影识别这些高风险特征（尤其是软膜供血、多发性瘘口和静脉淤血），可以更有效地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和疗效预判。对于那些预测为低成功率的病变，研究建议应谨慎规划，并更早地考虑多模式治疗策略，如结合显微外科手术或立体定向放射外科，从而避免不必要的血管内治疗尝试及其伴随的风险、延误和花费，最终推动DAVFs诊疗向更精准化、个体化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的亮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的临床问题导向：研究聚焦于临床实践中的真实困境——为什么有些高级别DAVFs单靠介入治不好？问题直接且实用价值高。 2. 大样本的罕见病队列：DAVFs属于少见病，而伴有皮质静脉引流的高级别病变样本获取更为困难。本研究借助DREAM-INI数据库纳入了415例患者，是此领域较大规模的研究之一，确保了统计效力和结论的可靠性。 3. 聚焦血管构筑学的独特视角：不同于泛泛地分析人口学或位置因素，研究将重点锚定在直接决定介入操作难易和血流动力学状态的血管构筑学变量上，得出的结论对介入医生有直接指导意义。 4. 清晰的阳性与阴性预测因子分离：研究漂亮地将因素分为促进成功的阳性因素（脑膜中动脉供血）和预示失败的高风险因素（软膜动脉供血、静脉淤血、多发性瘘口），两者对比鲜明，形成了一个易记忆、易应用的临床决策辅助框架。
作者在文中坦诚地讨论了研究的局限性，这对于正确解读和应用其结论至关重要。首先，作为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尽管样本量大，但仍存在不可避免的选择偏倚和信息偏倚，结论的外推性需经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验证。其次，研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年，期间栓塞材料、技术和术者经验的演变可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第三，大量失访患者的存在可能使报告的成功率产生偏差。最后，由于病变位置（如颅颈交界区与矢状窦旁）的解剖差异巨大且子类分布不均，研究在设计上未将病变位置纳入主要多变量模型，但承认了其潜在的混杂影响。这些局限性提示读者应将此发现视为对现有知识的强力补充，并期待未来能有包含细致操作细节和标准化随访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