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雅欣的硕士学位论文《清前期广州与西方国家药材贸易研究（1684—1840）》（A Study on Trade of Medicinal Materials between Cant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in Early Qing Dynasty, 1684-1840）是一项聚焦18至19世纪中西医药贸易的历史学研究。该论文于2023年6月完成，导师为李庆新研究员和王潞副研究员，属于中国史专业下的专门史方向研究。
学术背景与选题意义
论文基于清代前期（1684年开海禁至1840年鸦片战争）广州作为中国南方药材集散地与国际贸易枢纽的双重角色，探讨了中药材在全球化早期贸易网络中的流通机制。研究动机源于两方面：其一，现有学界对广州贸易的研究多集中于茶叶、瓷器等大宗商品，药材贸易长期被忽视；其二，药材兼具药用、经济和文化交流价值，是理解前现代中医药全球传播的重要切口。作者指出，清前期中医药学快速发展（如《本草纲目拾遗》等著作涌现），国内药材市场网络形成，而广州凭借珠江流域的腹地辐射与海上航线优势，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美洲、东南亚贸易的关键节点。
研究框架与方法
论文采用历史分期与国别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将1684—1840年的广州药材贸易划分为三个阶段：
1. 康雍时期（1684—1735）：贸易起步阶段，以英国、荷兰、法国商船为主，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在1730年代后加入；
2. 乾隆时期（1736—1795）：贸易鼎盛期，美国商船1784年首航广州后迅速崛起，东印度公司主导的药材进出口趋于稳定；
3. 嘉道时期（1796—1840）：贸易转型期，东印度公司衰落，英印港脚商人（Country Merchants）与美国自由商人成为主力。
研究依托三类文献：
- 中文史料：包括《粤海关志》《澳门纪略》等官方档案，以及《本草纲目拾遗》等药学著作；
- 西文档案：如瑞典东印度公司数字化档案（哥德堡大学图书馆藏）、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记录、马士（H.B. 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等；
- 跨学科成果：参考海洋史、药物史（如冯立军《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与经济史研究。
主要发现与结论
1. 贸易结构与商品流变
- 进口药材：以印度和东南亚的乳香（olibanum）、没药（myrrh）、胡椒（pepper）、木香（costustoot）为主，多由英荷商船输入，用于香料、染料及填充货舱空间；
- 出口药材：大黄（rhubarb）、土茯苓（china root）、高良姜（galangal）、西米（sago）等十余种中国药材经广州销往欧洲、美洲，形成独特的跨洋流通网络。例如，大黄通过“广州-印度-欧洲”路线成为欧洲泻药原料，土茯苓则因治疗梅毒的功效在16—17世纪风靡欧洲。
贸易主体演变
药材的多重价值
西方商人视药材为“复合商品”：除药用外，高良姜用于食品防腐，藤黄（gamboge）作颜料，茴香（anise）则兼具香料与宗教仪式用途。这种需求推动了广州药材市场的专业化分工，如“十三行”中专营药材的商号出现。
学术价值与创新点
1. 史料挖掘：首次系统整合中、英、瑞典等多语种档案，还原了药材贸易的量化数据（如1732—1766年瑞典商船载运药材种类与吨位）；
2. 视角创新：突破“朝贡体系”单一叙事，揭示药材贸易中市场驱动与文化交流的双向互动；
3. 学科交叉：结合药物史与全球史，提出“药材作为早期全球化媒介”的论点，补充了“大分流”理论中亚洲商品流动的研究空白。
启示与延伸问题
论文指出，清前期药材贸易的兴衰折射出中西经济权力的消长：18世纪中国通过药材出口积累白银，而19世纪英美商人逐步掌控定价权。这一过程为理解鸦片战争前的贸易失衡提供了新视角。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药材贸易与地方社会（如广东药农生计）、环境史（如药材资源开采）的关联。
亮点
- 对“冷门”商品贸易的微观实证，填补了广州贸易研究的空白；
- 跨国档案的互证方法（如对比瑞典商船日志与粤海关记录），增强了结论的可信度；
- 提出“药用-经济-文化”三维分析框架，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提供范式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