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的王蕾（Lei Wang）、西北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鲜玥（Yue Xian）、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Sarah-Eve Dill、方振妮（Zhenni Fang）、Dorien Emmers、张思齐（Siqi Zhang）以及Scott Rozelle等人共同完成，发表于《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2022年第223卷，文章编号105490。研究团队跨越教育学、经济学与信息科学等多个领域，聚焦中国农村地区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问题。

在学术背景方面，已有大量西方社会研究证实父母教养方式（parenting style）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存在显著关联。Baumrind提出的权威型（authoritative）、专制型（authoritarian）和放任型（permissive）三种教养方式分类被广泛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在温暖支持与合理要求之间取得平衡，通常与儿童更好的认知发展相关；专制型教养方式以低回应和高控制为特征，常与较差的认知结果相联系。然而，针对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研究极为匮乏。中国农村拥有全国近70%的5岁以下儿童，且约45%存在认知发展迟缓，这一比例远高于城市儿童。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村劳动力迁移和媒体渗透，农村家庭的教养观念可能正在从传统专制型向权威型转变，但这一假设缺乏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旨在两个层面填补空白：一是探究中国农村学龄前儿童教养方式与认知发展的关联，并分别考察男孩与女孩的差异；二是采用“两维度法”（two-dimensions approach）和“四类别法”（four categories approach）两种测量方式，检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究竟哪种分类方法更能捕捉教养方式的变异。此外，研究还考察了人口学变量与教养方式采纳之间的关系。

在工作流程上，研究数据来源于作者团队在秦巴山区11个国家级贫困县开展的两轮追踪调查。样本包括1272名49至65个月大的儿童及其主要照养人（primary caregiver）。其中51%为男孩，94%就读幼儿园，49%在3岁时即被评估为认知迟缓。主要照养人中母亲占62%，祖母占31%，父亲仅占3%；仅有13%的照养人完成高中及以上教育。儿童认知发展在两个时间点分别使用不同工具测量：在22至30个月时采用贝利婴幼儿发展量表（Bayley Scales of Infant Development，BSID），获得智力发展指数（Mental Development Index，MDI）；在49至65个月时采用韦氏幼儿智力量表第四版（Wechsler Preschool and Primary Scale of Intelligence–Fourth Edition，WPPSI-IV），获得全量表智商（Full-Scale Intelligence Quotient，FSIQ）及五个主要指数。教养方式采用Robinson等人编制的教养方式与维度问卷简版（Parenting Styles and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Short Version，PSDQ-Short Version）测量，包括权威型三个维度（情感联结、规约引导、自主授予）和专制型三个维度（身体强制、言语敌意、非说理惩罚），共27个项目，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由于中国父母极少使用放任型教养方式，且该维度在中国样本中信度较低，研究未采集放任型数据。数据分析分三步进行：第一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模型估计两维度法下教养方式与儿童认知结果的关联，控制儿童早产、3岁时MDI分数、是否就读幼儿园、照养人年龄与教育、父母迁移状态、家庭资产指数等变量；第二步，通过引入教养方式与儿童性别的交互项，考察男孩与女孩的异质性效应；第三步，以权威型和专制型子量表得分的中位数为切点，将照养人分为四组——高权威低专制（组1）、低权威高专制（组2）、高权威高专制（组3）、低权威低专制（组4，参照组），比较各组儿童认知发展差异，并以均值切点进行稳健性检验。

在主要结果方面，两维度分析显示，权威型教养方式得分与儿童FSIQ及言语理解指数（verbal comprehension index）、流体推理指数（fluid reasoning index）、工作记忆指数（working memory index）等呈显著正相关（β从1.015到1.898不等，p<0.05或p<0.01）。专制型教养方式得分与FSIQ及多数子指数呈显著负相关（β从-1.977到-2.642，p<0.01），仅与加工速度指数（processing speed index）的负相关不显著。分性别分析发现，权威型教养方式对女孩的认知发展关联更强：权威型得分每提高1分，女孩FSIQ提高2.239分，男孩仅提高1.498分。专制型教养方式对女孩的负向关联显著（β=-3.896，p<0.01），对男孩则不显著（β=-1.287，p>0.05），交互项系数为2.609（p<0.01），表明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四类别分析显示，与组4相比，组1儿童的FSIQ显著高出2.162分（p<0.01），言语理解指数高出2.553分（p<0.01），流体推理指数高出1.972分（p<0.05）；组2儿童的FSIQ显著低2.253分（p<0.01），言语理解、流体推理和工作记忆指数均显著更低；组3与组4之间无显著差异。该结果在以均值为切点的稳健性检验中保持一致。关于人口学变量与教养方式的关联，母亲作为主要照养人（β=0.129，p<0.01）、家庭资产指数较高（β=0.074，p<0.01）、儿童有兄弟姐妹（β=0.073，p<0.05）与权威型教养方式呈正相关；母亲作为主要照养人（β=-0.120，p<0.01）、照养人受教育水平较高（β=-0.088，p<0.05）、家庭资产指数较高（β=-0.057，p<0.01）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负相关；父亲外出务工与专制型教养方式呈正相关（β=0.096，p<0.01）；男孩更容易受到专制型教养方式对待（β=0.073，p<0.05）。

在结论层面，本研究首次在中国农村地区证实权威型教养方式与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正相关，专制型教养方式与认知发展负相关。研究还发现农村照养人的权威型得分（3.35±0.609）显著低于中国城市样本，专制型得分（2.23±0.562）显著高于城市样本，表明城乡教养方式仍存在差距。四类别法的结果说明，只有当权威型教养方式占主导且专制型教养方式较少使用时，才能观察到认知发展优势；若两种风格同时高或同时低，则与参照组无显著差异。这一发现对理解中国文化的混合教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在应用价值上，研究提示政策制定者可通过教养培训项目、媒体宣传和中学课程等途径，引导农村照养人更多采用权威型教养方式，从而改善农村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基础。研究的局限包括：教养方式基于照养人自我报告可能产生回忆偏差；缺乏2015年教养方式数据，无法检验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的双向因果关系；横断面关联无法得出因果结论。

研究亮点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这是首项在中国农村地区考察教养方式与学龄前儿童认知发展关联的研究；第二，研究在控制儿童入园前认知水平（3岁时MDI）的基础上，更干净地分离了教养方式与学前阶段认知发展的关系；第三，研究首次采用四类别法分析混合教养方式的不同组合模式与儿童认知发展的关联，为理解中国文化语境下教养方式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此外，研究揭示了祖母作为主要照养人时更倾向使用专制型教养方式，而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和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照养人更倾向权威型教养方式，这些发现为设计有针对性的家庭教养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