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档属于类型a，是一篇关于退休后继续工作（bridge employment）影响因素的研究报告。以下是详细的学术报告内容：

作者及机构
本研究由Mustafa Firat、Mark Visser和Gerbert Kraaykamp合作完成，三位作者均来自荷兰Radboud University社会学系。研究以《What Drives People to Work in Retirement? The Role of Work–Family Trajectories, Finances, Health, and Welfare State Generosity in Bridge Employment Across Europe》为题，于2025年发表在《Work, Aging and Retirement》期刊上。

学术背景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养老金改革，退休后继续工作（bridge employment）的现象在欧洲越来越普遍。然而，现有研究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多集中于个体当前的财务状况和健康状况，忽视了生命历程中工作与家庭轨迹的长期影响。本研究从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perspective）出发，结合累积优势/劣势理论（cumulative (dis)advantage theory）和福利国家理论（welfare state theory），旨在探讨工作-家庭轨迹如何通过财务和健康的中介作用影响退休后工作，以及国家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如何调节这种关系。

研究流程
1. 数据来源与样本
研究使用了欧洲健康、老龄与退休调查（SHARE）的纵向数据，覆盖28个欧洲国家的58,644名50岁以上的退休者。数据包括回顾性调查（记录15-49岁的工作与家庭状态）和前瞻性调查（记录50岁后的财务、健康及退休后工作状态）。国家层面的养老金和医疗支出数据来自Eurostat。

1. 变量定义与测量
   

• 因变量：退休后工作（bridge employment），定义为同时领取养老金和有偿工作的状态。
  
• 核心自变量：六种工作-家庭轨迹（由Firat等2023年通过多通道序列分析划分），包括：（1）全职工作+传统家庭；（2）全职工作+离婚/丧偶；（3）全职工作+单身/无子女；（4）兼职工作+传统家庭；（5）无工作+传统家庭；（6）自雇+传统家庭。
  
• 中介变量：财务舒适度（家庭月收入能否满足需求）和自评健康状况。
  
• 调节变量：国家养老金支出和医疗支出占GDP比例，并按老年抚养比调整。
  

1. 分析方法
   采用三层次线性概率模型（个体、国家-年份、国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1）工作-家庭轨迹对退休后工作的总效应；（2）财务和健康的中介效应；（3）国家支出的调节效应。使用SPSS的PROCESS宏进行Bootstrap中介检验（5000次抽样）。
   

主要结果
1. 工作-家庭轨迹的直接影响
与全职工作+传统家庭轨迹相比，离婚/丧偶者（+2.5%）、兼职工作者（+8%）和自雇者（+12.4%）更可能退休后工作；单身/无子女者（-2.7%）和无工作者（-3%）可能性更低。

1. 中介效应
   

• 财务舒适度：单身/无子女者因财务更优更可能工作（间接效应为正向，但总效应为负，表明其他因素如健康起更大作用）；离婚者、兼职者和自雇者因财务压力更可能工作（间接效应为负，起抑制作用）。
  
• 健康状况：单身/无子女者和无工作者因健康较差更少参与退休后工作（间接效应为负）。
  

1. 国家支出的调节效应
   医疗支出强化了健康对退休后工作的正向影响：在支出高的国家（如比利时、荷兰），健康个体的工作概率更高。养老金支出对65岁以上群体的财务效应有弱化作用，但未在全样本中显著。
   

结论与价值
1. 理论贡献
- 验证了生命历程中工作-家庭轨迹通过累积优劣势影响退休决策的路径。
- 揭示了财务和健康的中介作用存在群体差异，例如单身者受健康限制更显著。
- 提出福利国家政策（如医疗支出）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

1. 实践意义
   

• 政策制定需关注非传统轨迹群体（如离婚者、自雇者）的财务保障和健康支持。
  
• 高医疗支出国家应配套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就业政策。
  

研究亮点
1. 方法创新：首次将多通道序列分析（multichannel sequence analysis）与跨层次模型结合，量化轨迹的长期影响。
2. 跨学科视角：整合社会学（生命历程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福利国家理论）。
3. 政策相关性：为国家养老金和医疗改革提供实证依据，如针对弱势群体的定向干预。

其他价值
研究呼吁未来纳入社会心理动机（如工作认同）的测量，并建议使用混合方法（如访谈）补充未被记录的隐性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