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护理学院（College of Nursing,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的Katherine M. Dudding、Sheila M. Gephart以及Jane M. Carrington三位研究者共同完成，其成果以论文《Neonatal nurses experienc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nd risks to patient safety with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的形式，发表于期刊《CIN: Computers, Informatics, Nursing》（2017年，具体卷期号为Volume 00, Number 0）。这是一项针对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护士群体，探讨其使用电子健康记录（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系统时所产生的非预期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及其与患者安全风险的关联性的原创性研究。
研究的学术背景植根于医疗信息学、护理信息学及患者安全等多个交叉领域。199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的报告揭示了医疗系统存在的安全隐患，并寄希望于通过技术提升安全性。作为关键技术的EHR系统随之被广泛推行，特别是在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及其《健康信息技术促进经济与临床健康法案》的推动下，医疗机构为获取经济激励而加速部署EHR。然而，现实表明，EHR并未完全实现其提升患者安全的初衷，反而带来了新的挑战，例如增加了医护人员的工作负担、改变了工作流程，并可能诱发新的错误。尽管已有大量研究关注EHR对医生的影响，但针对护士，特别是像新生儿科护士这样的专科护士群体的研究仍非常匮乏。已有少量综述指出，护士在使用EHR时确实会经历非预期后果，并可能威胁患者安全，但缺乏量化数据，且对专科环境（如NICU）中的具体情况知之甚少。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其具体目标为：第一，描述新生儿科护士在使用EHR时所经历的非预期后果的频率与类型；第二，探讨这些非预期后果与护士个人特征、EHR系统特征以及NICU专业实践环境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详细工作流程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关键环节：研究设计、样本与数据来源、测量工具与数据收集以及数据分析。
首先，本研究采用了二次数据分析的设计。它源自一项更大规模的描述性横断面相关研究（母研究）。母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并测试一个名为Carrington-Gephart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Questionnaire（CG-UCE-Q）的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则从母研究的总样本（N=144名直接护理和急症护理护士）中，专门分离出新生儿科护士的数据（N=40）进行独立分析。亚利桑那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对此项二次分析给予了伦理豁免。
其次，研究样本即为这40名新生儿科护士。母研究的招募标准是：注册护士、每日使用EHR至少3个月、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能读写英语且年龄大于18岁。招募通过多种渠道进行，包括本地医院的电子邮件、州级护理协会网站公告，以及全国性新生儿护理协会的电子邮件列表。样本特征显示，参与者绝大多数为女性（97.5%），年龄分布较广，但超过65岁的占40%，拥有超过20年新生儿护理经验的占70%，学历以学士学位及以上为主（77.5%）。他们使用的EHR系统主要为Epic（47.5%）和Cerner（35%）。
第三，研究使用了一系列经过验证的测量工具来收集数据，调查通过在线平台SurveyMonkey进行。核心测量工具包括： 1. Carrington-Gephart 电子健康记录非预期后果问卷（CG-UCE-Q）：这是本研究的关键创新工具。它基于前期的定性研究开发，旨在量化护士经历EHR相关非预期后果的频率。问卷包含36个条目，按0（从不）到6（每班多次）的7分制评分。其结构效度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到支持，共提取出六个维度：患者安全风险、系统设计、工作量问题、变通方法、技术障碍以及社会技术影响。问卷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 = 0.94）。 2. 变通方法工具：使用Halbesleben开发的量表，用于测量护士在面对工作障碍时使用变通方法的背景和动机。该工具包含20个条目，采用1（强烈反对）到5（强烈赞同）的李克特量表评分，涵盖过程和背景两个领域的多个子维度。 3. 修订版专业实践环境量表：用于评估护士所在工作单位的专业实践环境质量，包含领导力、团队合作、沟通、冲突处理等八个子维度，共42个条目，同样采用李克特量表评分。 研究人员将这些工具整合成一份在线调查问卷，参与者一次性完成所有部分的填写。部分本地参与者参与了重测以评估CG-UCE-Q的重测信度，但本研究主要使用的是首次测量的数据。
第四，数据分析流程如下：研究者首先对新生儿护士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和EHR使用特征进行了描述性统计。随后，计算了CG-UCE-Q各条目及维度的平均得分，以描述非预期后果的发生频率。对于变通方法工具和专业实践环境量表的结果，也计算了各条目的平均分。接着，研究采用相关性分析来探讨专业实践环境的各个子维度与CG-UCE-Q各维度（非预期后果）之间的关系，根据数据分布情况选用皮尔逊或斯皮尔曼相关系数。此外，还将新生儿护士的发现与母研究的总体结果进行了比较。
研究得出的主要结果细致地描绘了新生儿科护士在使用EHR时所面临的挑战全景。
关于非预期后果的频率，数据显示，最常发生的问题集中在工作流程的干扰上。中断是最高频的非预期后果，护士报告称每班至少一次会因他人打断或自己想起其他紧急事务而不得不离开正在录入数据的电脑。紧随其后的是每周大约发生一次的一系列问题，包括：工作量增加、工作流程改变、沟通模式改变、过度依赖EHR进行临床决策、因需在多个地方重复录入相同数据而导致文档记录耗时过长，以及因缺乏护理记录而难以理解患者当前状况导致的数据检索困难。每月至每周发生的问题主要涉及信息检索挑战和系统运行缓慢，例如计算机故障、系统响应迟缓、不得不更换工作站等。虽然发生频率较低（每月至每年一次），但最为严重的是那些涉及感知到的患者安全威胁的情况，例如为错误患者录入医嘱、在审核时发现医嘱错误（即“良好捕获”），或在需要紧急给药时遇到系统问题。此外，每年大约发生一次因在EHR中多处重复录入相同患者信息而导致的记录错误。
关于变通方法，研究发现新生儿科护士在可能的情况下，倾向于遵循工作规则、政策以及设备和技术的使用程序。然而，当设备、技术或设计不良的工作流程成为障碍时，他们最常采取的变通动机是为了更好地协助患者。这表明，护士的变通行为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在面对低效工作系统时的适应性和韧性表现，而非对规则的故意违抗。他们对于因中断或规则政策而改变工作流程持中立态度，也不同意中断或规则政策会阻止他们满意地完成任务。
研究还揭示了专业实践环境与非预期后果之间重要的相关性。分析发现，团队合作程度越高，与患者安全风险、系统设计问题和技术障碍相关的非预期后果报告也越多。研究者对此现象的解释是，在团队合作良好的环境中，护士之间可能更开放地交流问题和风险，从而更频繁地报告这些非预期后果；或者，高水平的团队合作本身可能是在应对一个充满挑战的、由EHR相关问题所主导的工作环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当感知到的患者安全风险较高时，关于患者的沟通则会减少。此外，有效处理冲突的能力与较低的非预期后果（患者安全风险、系统设计、技术障碍）呈负相关，这表明一个能够建设性解决冲突的环境可能有助于缓解EHR使用带来的问题。
与母研究的比较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差异。新生儿科护士样本年龄更大、经验更丰富、地域分布更广。在非预期后果的频率上，新生儿科护士每周在从EHR中检索护理记录以协助患者护理方面遇到更多问题。而在母研究中，参与者报告在某些特定临床场景（如患者入院、病情危重、状态改变、院内转运、评估并发症风险时）EHR造成的患者不安全情况发生频率略高于新生儿科护士。这些差异提示，专科护理环境可能具有独特的工作流程和挑战，影响着EHR非预期后果的表现形式。
本研究的结论是，新生儿科护士在日常工作中频繁经历由EHR引发的非预期后果，尤其是中断、工作量增加和工作流程改变。这些后果不仅影响了护士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更与患者安全风险直接关联。护士采取的变通方法主要是出于改善患者护理的动机。工作环境的特征，特别是团队合作和冲突处理方式，与EHR非预期后果的体验密切相关。研究强调，当前的EHR系统可能未能充分满足新生儿重症监护这一高度专业化环境的需求，缺乏足够的定制化支持。
该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首次使用经过验证的量化工具，系统地描述并分析了新生儿科护士这一特定群体在使用EHR时的非预期后果体验，将之前多为定性或泛化的讨论推进到了实证量化阶段。其应用价值在于为医疗机构、EHR设计者和护理管理者提供了明确的改进方向：必须关注EHR系统在专科环境下的定制化，优化系统设计以减少重复录入、提升检索效率和系统响应速度；需要重视并管理临床工作中的中断，保护护士的文档记录时间；应认识到护士的变通行为常常是以患者为中心的适应性策略，而非单纯的违规，系统设计应吸纳这些“一线智慧”；最后，培育支持性的专业实践环境，特别是提升冲突处理能力，可能有助于缓冲EHR带来的负面效应，从而最终保障患者安全，实现EHR技术投资的初衷。
本研究的亮点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研究对象具有特殊性，聚焦于此前研究较少关注的新生儿科护士群体，揭示了专科护理环境下EHR问题的独特性。其次，研究方法的创新性，采用了新开发且经过信效度检验的专用测量工具CG-UCE-Q，使得对“非预期后果”这一复杂现象的测量变得标准化和可量化，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靠工具。再次，分析视角的综合性，不仅考察了EHR本身的问题，还将护士的个人特征、变通行为以及更宏观的专业实践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探讨了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更全面的理解。最后，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群体差异，将新生儿科护士的结果与更广泛的护士群体进行比较，增强了研究发现的说服力，并提示了未来研究需关注不同护理专科的差异化需求。
此外，研究者在讨论部分提出的关于“80/20规则”（即EHR供应商通常只满足80%的通用需求，而将20%的定制化成本留给医疗机构）与NICU特殊需求之间矛盾的见解，也具有重要的政策和管理启示价值。它指出，为了实现EHR的“有意义使用”并真正提升患者安全，对新生儿科等专科单元进行深度、有效的系统定制不应被视为可选项，而应是标准配置。研究的局限性，如样本量较小、便利取样、可能存在回忆偏倚等，也为其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包括扩大样本量、纳入更多EHR定制化和临床决策支持功能的具体信息进行深入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