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辛基宣言》2024年修订版解析：面向未来的研究伦理关键修订

本文发表于 JAMA（2024年10月19日在线发表），题为 “Future-Proofing Research Ethics—Key Revisions of the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2024”。作者为 Andreas Alois Reis, MD, MSc（世界卫生组织健康伦理与治理部门，瑞士日内瓦）、Ross Upshur, MA, MD, MSc（多伦多大学达拉拉纳公共卫生学院，加拿大多伦多）及 Keymanthri Moodley, MBChB, MMed (Fam Med), MPhil, MBA, DPhil（斯泰伦博斯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学院，南非斯泰伦博斯）。本文属于专家述评（Viewpoint），旨在对世界医学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于2024年通过的新版《赫尔辛基宣言》（Declaration of Helsinki）中的关键修订内容进行梳理与讨论，并指出未来仍需关注的方向。文章并非原创实证研究，而是对研究伦理领域基石性文件的修订内容进行解读与评论。

自1964年首次通过以来，《赫尔辛基宣言》作为研究伦理领域的奠基性文件，继1947年《纽伦堡法典》（Nuremberg Code）之后，对国际与各国的研究伦理立法、法规及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份“活文件”（living document），宣言历经多次修订，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研究环境、回应批评并保持其现实相关性。2022年，世界医学会启动了最新一轮修订工作，经过广泛咨询后形成了2024年版宣言。作者指出，尽管世界医学会未大幅扩增宣言篇幅，但若干重要修改和增补值得深入讨论，因为这些修改显著扩展了宣言的适用范围。

文章围绕若干选定的关键修订展开论述。

首先，关于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的研究伦理。2024年版宣言新增的第8段被作者视为面向未来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的关键补充。在传染病暴发及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中，迅速开展研究以开发新疗法、诊断工具和疫苗，不仅在伦理上具有紧迫性，也有助于当下和未来受影响社区的利益。然而，即使在紧急情况下，仍须坚守既有的科学原则与伦理原则。文章以SARS-CoV-1、埃博拉及新冠疫情为例指出，坚持伦理和科学标准不仅出于内在伦理动机，更是获取和维持公众对科学事业及相关医疗与公共卫生措施信任的关键。因此，第8段强调在公共卫生紧急时期不应屈服于“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呼声，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二，关于环境与可持续性。第11段建议研究者考虑环境与可持续性问题，尤其是大数据中心对水和电力的大量消耗所引发的对研究生态足迹的日益关注。但作者也指出，这一条款在宣言这一主要关注人类保护的文献中创设了考虑非人类利益的义务，未来若要使研究者与研究伦理委员会有意义地加以应用，仍需进一步的阐释与细化。

第三，关于科学诚信与研究不当行为。宣言新增了关于科学诚信（scientific integrity）与研究不当行为（research misconduct）的段落。文章指出，随着撤稿研究、抄袭、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不可重复结果以及发表平台质量等问题日益引发关注，这一新增内容受到欢迎。这些趋势凸显了研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并强调在研究者培训中加大对科研诚信重视的核心意义。由于研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我监管的领域，学术机构需要确保研究者能够应对当代科学世界的新现实，以及在高度竞争环境下所面临的巨大压力。

第四，关于科学严谨的设计与研究浪费。第21段新增内容强调科学严谨与合理设计以避免研究浪费（research waste），强化了研究者的义务。研究伦理委员会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研究设计质量低劣，往往导致与研究团队之间旷日持久的沟通与争议。研究的科学严谨性与执行质量之所以关乎研究的伦理合规性，是因为让研究参与者暴露于风险之中却没有获得有效知识的可能，本身就不可接受。文中引用了发表在*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上的一项分析：在全球超过2000项新冠临床试验中，仅5%的试验设计与执行具有足够的科学严谨性以产出有价值的知识。约有53万名患者被纳入这些研究，因而暴露于潜在风险，但其中仅26%参与了有用证据的生成。在这一背景下，对研究项目的科学审查显得格外重要。

第五，关于脆弱性与社区参与。2000年版宣言首次引入“脆弱性”（vulnerability）概念，而2024年版将其扩展至“社区”（communities），并增加了对社区参与（community engagement）的新强调。这一修订是宣言将关注范围扩展到人类研究参与者之外的一个例证，也反映了当代健康研究环境较宣言最初制定时已大幅扩展。这种扩展凸显了对各类结构性不平等的关注，尤其是大量研究现已在边缘化及资源受限环境（包括中低收入国家）中开展的现实。它体现了从个体主义向更具共同体导向的研究路径的转变，突出了团结（solidarity）与互惠（reciprocity）原则。

第六，关于研究伦理委员会的资源与双重审查。1975年版宣言首次规定所有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必须经研究伦理委员会（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批准。此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建立了研究伦理委员会，相关良好运作标准也已发布。然而，全球范围内研究伦理委员会常缺乏足够资金、人员与机构支持。因此，加强后的第23段强调委员会需要有充足资源，并要求研究方案应在资助国与东道国同时获得批准，具有高度现实意义。这一关于双重审查的新条款与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Medical Sciences, CIOMS）指南中的相关表述相呼应。在互认与依赖研究伦理委员会的创新方法中，必须考虑双重审查在考量当地情境方面的重要性。

第七，关于未经证实的临床干预措施。2014年埃博拉疫情与新冠疫情都促使未经证实的临床干预措施被使用，后者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此类实践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世界卫生组织也发布了多项相关指导文件。其中一项核心关切是，未经证实的干预措施往往在缺乏临床试验的情况下被持续使用。针对这一问题，2024年版第37段扩展了相关内容，新增条款规定医生在临床实践中使用未经证实的干预措施时应“避免损害临床试验”的进行。

在结论部分，作者指出，修订《赫尔辛基宣言》这类基础性伦理指南文件是一项宏大工程，而研究环境动态快速变化的特性也使保持相关性和时效性变得困难。由于篇幅限制，并非所有建议都能得到详尽阐述。2024年版宣言回应了自2013年上一版发布以来出现的诸多突出伦理问题，并在某些领域显著扩展了适用范围，这些扩展仍需进一步解释。与此同时，新的挑战正在浮现：人工智能开始对制药领域的研究与开发产生重大影响，并最终将改变临床试验的实施方式。目前尚不清楚新的人工智能应用应如何在临床试验中进行验证，新的研究范式亟需建立。研究伦理委员会也需要指导，以应对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所提出的具体伦理问题。此外，有人提出将人工智能算法作为辅助工具，以帮助研究伦理委员会识别研究项目中的伦理问题，尽管这一提议存在争议，但有潜力彻底改变伦理审查的模式。未来对《赫尔辛基宣言》的修订必将需要将这些可预期的发展纳入考量。

总体而言，本文系统梳理并评论了2024年版《赫尔辛基宣言》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环境可持续性、科学诚信、科研浪费、脆弱性与社区参与、伦理委员会资源与双重审查以及未经证实干预措施等七个关键领域的修订要点，并前瞻性地指出了人工智能对研究伦理带来的未来挑战，对研究伦理领域的学者、研究者和伦理委员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