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 Huan Wang(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护理部)、Ran Zhang(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护理部)、Xiaonan Liu(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以及 Zhen Yang(中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共同完成。其中 Xiaonan Liu 与 Zhen Yang 为共同通讯作者,且两人对本研究的贡献等同。该论文发表于 BMC Nursing 期刊,2026 年第 25 卷,文章编号 817,DOI 为 10.1186/s12912-026-04924-1。论文类型为描述性质性研究(descriptive qualitative study),采用内容分析法,以 Graneheim 和 Lundman 的分析框架为指导。
研究背景
静脉血栓栓塞症(venous thromboembolism, VTE)包括深静脉血栓形成(deep vein thrombosis, DVT)和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流行病学数据显示,VTE 每年影响全球约 1000 万人,是第三大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在围手术期,VTE 是常见的严重并发症,可导致患者死亡率、住院时间和护理负担显著增加。神经外科患者由于疾病相关的高凝状态、长时间麻醉、特殊手术体位、活动受限以及可能存在的神经功能障碍,其发生 VTE 的风险尤为突出。研究表明,脑肿瘤患者在术后 1 个月内 VTE 的累积发生率可高达 45.3%。尽管已有大量循证指南推荐标准化预防策略,但在临床实践中,部分措施并未得到有效落实,动态风险评估的执行率亦不理想,约有 60% 的患者未能及时完成动态评估,导致预防措施调整延迟。手术室护士在 VTE 预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关于神经外科手术室护士如何在术中开展 VTE 预防、其认知状况及实施障碍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神经外科手术室护士对术中 VTE 预防的认知、预防实践及实施挑战,为改善预防护理质量、推动循证实践向临床转化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质性研究设计,于 2025 年 6 月至 9 月在中国两家三级甲等医院开展。研究对象通过目的性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招募,由护理管理者协助识别符合纳入标准的护士,研究人员再逐一邀请符合条件者参与。纳入标准为:持有有效注册护士执照;具有至少一年神经外科手术配合经验;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为:实习护士或处于病假、事假者。最终共纳入 20 名符合条件的神经外科手术室护士,所有受邀者均同意参与,无一人退出。
研究工具有两项。第一项为自行设计的人口学资料问卷,收集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学历、职称及工作年限等信息。第二项为半结构化访谈提纲。该提纲基于研究目标,通过文献回顾和团队讨论形成初稿,并对两名手术室护士进行预访谈后修订,最终由两名质性研究专家审定。核心访谈问题涵盖:对 VTE 及其来源的认知;手术室当前 VTE 预防实践;实施预防措施的认知与实践困难;遇到的挑战及应对策略;参与 VTE 预防对个人或职业的影响;以及对该领域支持需求的看法。访谈以面对面深度访谈形式进行,地点由参与者选择。访谈由主要研究者主持,助理研究者负责记录。访谈时长介于 30 至 60 分钟,经参与者同意后录音,并在 24 小时内完成逐字转录。数据收集持续至信息饱和,即连续三次访谈未出现新的重要信息。第 17 次访谈后未再出现实质性新编码、类别或主题;补充进行的第 18 至第 20 次访谈亦未产生新的重要信息,因此样本量确定为 20 人。
数据分析采用 Graneheim 和 Lundman 的质性内容分析框架,并使用 NVivo 12.0 软件进行管理。分析过程包括:反复阅读转录文本以形成整体印象;提取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意义单元;对意义单元进行浓缩并赋予初始编码;比较、分类并抽象编码,形成子主题与主题。为确保严谨性,采用参与者核查(member checking)和三位独立质性研究专家对编码框架及主题结构的审查。研究团队在编码与讨论过程中撰写分析备忘录,以记录初步解释、编码决策、编码员分歧以及类别细化的依据,代表性分析备忘录见补充文件 S3。研究可信度依据 Lincoln 和 Guba 的框架,通过长期参与、四名研究者的三角分析以及参与者核查建立可信性;通过厚描述支持可转移性;通过详细审计追踪保证可靠性;通过研究者反思性、团队定期汇报和外部专家咨询保障可确认性。研究方案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号:KY2019-034-02)。
研究结果
20 名参与者中,男性 2 人,女性 18 人;平均年龄 35.9 岁(标准差 6.3),年龄范围 26 至 48 岁;工作年限 3 至 17 年,平均 13.9 年(标准差 6.8);85% 拥有本科学历,40%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分析最终形成四个主要主题及九个子主题。
主题一为“对 VTE 预防的积极态度”。参与者普遍认识到围手术期 VTE 预防的重要性,并意识到 VTE 相关不良事件的严重性。然而,现有培训项目主要集中在术前和术后护理,很少涉及术中护理职责,导致手术室护士在 VTE 预防中的角色被边缘化。例如,Sophia(N12)提到:“我们定期进行神经外科患者 VTE 预防护理查房,以提高护士的责任感和危机意识。”Sarah(N18)则分享了一次致命性肺栓塞案例,她因识别出患者高 VTE 风险并选择上肢静脉通路而避免了严重后果。
主题二为“对 VTE 的认知有限”。尽管护士对 VTE 有一定基本了解,但多数人将其与术前或术后病房护理关联,而非术中护理。例如,Lily(N7)认为:“神经外科患者术前通常服用抗血小板药物,所以 VTE 概率相对较低。”这反映出对术中 VTE 风险的认知不足。同时,部分护士将主要责任归于病房护士,Olivia(N3)表示:“虽然我知道肺栓塞是致命性的,但专注于开颅和肿瘤切除等关键步骤会耗尽我所有注意力,很难再分出精力用于 VTE 预防。”
主题三为“VTE 预防实践能力不足”。护士普遍反映缺乏适用于神经外科手术患者的术中专用风险评估工具。目前入院时使用 Caprini 风险评估模型,但术中缺乏专用工具。Ava(N4)指出:“普外科或骨科的 VTE 标准不适用于神经外科,没有统一的医院方案,我们不能随意评估。”在预防措施方面,虽然间歇性充气加压装置(intermittent pneumatic compression, IPC)和弹力袜是标准设备,但多数护士对其正确操作、最佳使用时机及医嘱来源缺乏清晰认识。
主题四为“实施 VTE 预防护理面临多重挑战”。具体包括:手术配合与护理判断之间的张力,如 Nora(N11)所述,某些神经外科体位下患者肢体几乎不能移动,护士虽知长时间制动可能导致血栓,但因手术需要无法调整体位;医院信息系统连通性不足,手术室系统与病房系统不联通,护士无法直接查看入院时 VTE 风险评估结果,只能通过 B 超报告或麻醉医生询问间接判断;以及设备配置不足,Sophia(N2)提到:“我们手术室只有两台充气加压装置,我也没有留意它们存放的位置。”
讨论与结论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护士的积极态度是改进实践的重要基础,但态度本身并不足以促成规范化的术中预防行为,必须将其转化为明确的角色职责和标准化操作。认知行为理论表明,个体的认知过程塑造其情绪和行为反应,因此护士对 VTE 预防重要性认知的不完整可能阻碍其对实践指南的依从。实践能力不足反映的不仅是护士是否重视 VTE 预防,更在于其是否知道如何在真实手术条件下落实预防措施。风险评分工具缺失、设备指征和干预时机不确定,以及实施责任不清晰,均可能降低护士的自信心,使其在行动上犹豫不决。针对系统层面的多重障碍,研究建议建立正式的多学科协作方案,明确外科、麻醉及护理团队在启动间歇性充气加压和体位调整等措施中的角色;同时优化信息系统整合、按风险配置设备资源、加强模拟培训和审计反馈机制。
本研究的结论是:神经外科手术室护士对 VTE 的认知水平有限,术中预防实践能力不足,面临多层面的实施障碍。研究强调,需要加强结构化教育和能力培训、强化责任机制、开发针对神经外科的术中风险评估工具,并改善跨学科协作,以有效降低 VTE 的发生率。从科学价值看,本研究填补了神经外科手术室护士术中 VTE 预防认知与实践研究的空白,揭示了指南与临床实践之间差距的具体环节;从应用价值看,研究结果为制定分层培训方案、标准化工作流程和多学科协作路径提供了实证基础。研究的局限性在于仅在北京市两家三级医院开展,样本代表性有限;且预定义访谈提纲的结构性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未预期主题的自发呈现。未来研究应扩大样本来源,涵盖不同地区和不同层级医院,并进一步完善分析备忘录的结构化记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