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要作者是Jee Hye Kang、Jeffrey A. Bluestone和Arabella Young,分别隶属于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Sonoma Biotherapeutics和QIMR Berghofer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文章发表在Trends in Immunology杂志2021年4月的第42卷第4期,标题为“Predicting and preventing 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 toxicity: targeting cytokines”。
本文是一篇综述性文章,聚焦肿瘤免疫疗法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CPIs)诱导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 IRAEs)的发生机制及其应对策略。文章旨在探索细胞因子(cytokines)在IRAEs中的潜在作用,分析相关生物标志物的预测能力,以及细胞因子抑制剂在控制IRAEs中的临床应用潜力。这一研究领域背景集中于现代癌症免疫疗法的成效与挑战:CPIs在抗肿瘤免疫中的成功,伴随着IRAEs在多器官系统中的发生。
本文系统性地阐述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CPIs(如抗CTLA-4抗体和PD1/PD-L1抗体)已获FDA批准,能够激活T细胞以增强肿瘤免疫。但随之而来的IRAEs对患者构成重大风险。其主要特点是自体免疫反应与炎症导致的多器官组织损伤。文章强调,虽然IRAEs的发生与改善肿瘤控制效果相关,但预测哪些患者易发生IRAEs仍然是巨大的临床挑战。
文章强调,循环细胞因子可能作为预测IRAEs的生物标志物。例如,在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中,一些细胞因子(如GM-CSF、IL-1β、IL-17)的表达水平与治疗中严重IRAEs的发生有关。
文章探讨了不同组织中IRAEs的发生机制。例如,抗CTLA-4抗体治疗主要诱导IL-17介导的胃肠道炎症,而抗PD-1抗体则更可能与IL-6升高相关。不同细胞因子驱动的炎症机制可能帮助分类和应对特异性IRAEs。
文章总结了肿瘤患者中使用细胞因子抑制剂(例如TNF-α抑制剂infliximab和IL-6抑制剂tocilizumab)治疗IRAEs的临床报告。这些药物多用于类固醇无效的病例,且往往能够控制炎症,同时允许患者继续接受CPI治疗。
文章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新兴细胞因子(如IL-1、IL-23和IL-27)可能在IRAEs管理中具有应用潜力。这些细胞因子在既定的自体免疫和肿瘤控制中均展现了双重作用,例如IL-27可能通过影响T细胞的共抑制分子表达来定义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反应。
文章还讨论了IRAEs治疗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细胞因子抑制剂可能增加感染风险,特别是在联合使用类固醇的患者中。例如TNF-α阻断可能导致结核病的再激活,同时COVID-19疫情期间,细胞因子与感染风险的关系更加引人关注。
本文的价值在于为学术界和临床医学提供了有助于理解和管理IRAEs的重要综述。文章阐述了细胞因子在IRAEs中的作用机制及其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功能,提出了细胞因子抑制剂在IRAEs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通过系统化分析,本文对细胞因子在IRAEs管理中的作用提供了详尽的阐述。未来,细胞因子抑制剂在癌症免疫治疗中可能成为更广泛应用的工具,同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以确定其使用时机和适应症。随机对照试验和长时间随访将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同时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疾病复杂性与治疗目标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