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由 Maharani Budi Santoso、Aydin Demircioğlu、Rosa Schubert、Mario Salih Anaya Cortez、Thorsten Brenner、Maximilian Schüßler、Yan Li、Cornelius Deuschl、Sophia Göricke、Petra Ketteler、Eva Biewald、Tobias Kiefer、Michael Forsting 及 Hanna Styczen 等人完成，主要研究机构为德国埃森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 Essen）的诊断与介入放射学及神经放射学研究所、麻醉学与重症医学科、儿科血液与肿瘤科、眼科，以及波鸿 Langendreer 的 Knappschaftskrankenhaus 医院。该研究以原创论文形式发表于 *Journal of NeuroInterventional Surgery*，于 2026 年在线发表，DOI 为 10.1136/jnis-2026-025795。

本研究的学术背景属于小儿神经介入治疗与围手术期麻醉管理交叉领域。视网膜母细胞瘤是儿童最常见的眼内恶性肿瘤之一，自 2006 年 Abramson 和 Gobin 引入超选择性眼动脉化疗（superselective ophthalmic artery chemotherapy，SOAC）以来，动脉内化疗（intra-arterial chemotherapy，IAC）已成为单侧和双侧视网膜母细胞瘤的重要治疗手段。该技术通过微导管将化疗药物直接注入眼动脉，可在肿瘤局部达到高药物浓度，提高疗效并减少全身副作用。然而，IAC 属于侵入性操作，已有文献报道术中可出现严重的心肺事件，包括急性氧饱和度下降、气道峰压升高、潮气量降低、心动过缓或低血压等。这些事件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部分研究认为可能与三叉神经心脏反射（trigeminocardiac reflex，TCR）或眼呼吸反射（oculorespiratory reflex，ORR）有关。新冠疫情以来，作者观察到术中严重心肺事件的发生似乎有所增加，因此开展了此项研究，目的是明确视网膜母细胞瘤 IAC 术中严重心肺事件的发生率和临床特征，并评估其与 COVID-19 流行期的潜在关联。

在研究方法与流程方面，这是一项单中心回顾性观察研究。研究连续纳入了 2017 年 1 月至 2024 年 5 月期间在全身麻醉下接受 IAC 的 108 例视网膜母细胞瘤患儿，共 280 例次 IAC 手术。研究排除了关键预测变量缺失或心肺事件记录不完整的病例。严重心肺事件的定义为：在手术过程中出现急性氧饱和度下降（SpO₂ < 95%），同时伴有气道峰压（Ppeak）升高、潮气量降低、心动过缓或低血压。基线参数为全身麻醉后血流动力学稳定时的数值。诱导期和麻醉苏醒期发生的事件不纳入严重心肺事件范畴。数据来源于麻醉记录和放射学记录。麻醉记录为纸质图表，大部分已扫描并归档为 PDF 文件，存于 PACS 和 Medico 系统；尚未数字化的记录则从儿科档案中调取。术前评估表提供了患儿年龄、性别、过敏史以及术前 8 周内上呼吸道感染史等信息。术中每 10 分钟记录心率、血压、SpO₂、呼气末二氧化碳（EtCO₂）、Ppeak、呼气末正压（PEEP）和吸入氧浓度（FiO₂）。麻醉记录还记录了诱导和维持用药、肌松药使用、肝素和化疗药物给药时间、FiO₂ 调整、心肺事件处理措施以及总麻醉时长。放射学 PACS 中的手术记录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图像用于获取手术次数、手术时长、微导管操作时间及术者信息。微导管操作时间定义为从微导管开始推进至成功定位于眼动脉的时间。术者经验以每位介入医生在该研究期间此前完成的 IAC 累计例数计算，前 10 例按预设调整因子加权，以校正早期学习曲线。统计分析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和 χ² 检验进行描述性比较，并用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多重共线性。主要分析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 model），连接函数为 logit，纳入性别、年龄、术前 8 周内上呼吸道感染、IAC 时长、麻醉时长、微导管操作时间、既往 IAC 史、术者经验及是否处于 COVID-19 流行期等变量，并将患者编号作为随机截距以处理同一患者多次手术的相关性。此外，还建立了一个仅包含年龄、既往 IAC、术前 8 周内上呼吸道感染和流行期四个变量的精简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并通过似然比检验与全模型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280 例次 IAC 手术中，18 例次（6.4%）发生严重心肺事件，涉及 15 例患儿。COVID-19 流行前（2017–2019 年）发生率为 3 例次（2.2%），而在 COVID-19 流行期间及之后（2020–2024 年）上升至 15 例次（1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1）。所有严重心肺事件均以呼吸系统表现为主，特征为突发的短暂性氧饱和度下降，伴有 Ppeak 升高和潮气量下降，且多数病例出现 EtCO₂ 降低。其中 15 例次为单纯呼吸事件，3 例次同时伴有低血压；这 3 例次中 1 例次合并心动过速，1 例次合并心动过缓。全部事件均发生在微导管操作过程中。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在 COVID-19 流行期间或之后进行的手术发生严重心肺事件的比值比（odds ratio，OR）为 7.07（95% CI 1.57–31.8），即与 COVID-19 时期显著相关。微导管操作时间在模型中的 OR 为 0.98（95% CI 0.95–1.00，p=0.046），但由于事件数较少且似然比检验显示全模型与精简模型无显著差异，该结果应谨慎解释。大多数事件（77.8%）发生在第二次或后续 IAC 手术中，且有 2 例患儿在不同手术中反复出现事件，1 例患儿在三次不同手术中分别出现事件。在并发症处理方面，所有事件均得到成功处理，未导致手术中断。处理措施包括手动通气（6 例次）、提高气道压力（2 例次）、增加 FiO₂（3 例次）、给予阿托品（1 例次）、给予咖啡君/茶碱那林（3 例次）、给予丙泊酚推注（11 例次）、增加七氟醚浓度（8 例次）以及静脉补液（2 例次）。仅 1 例次因眼动脉痉挛提前终止手术，但该痉挛与心肺事件无关。

在讨论中，作者指出严重心肺事件主要表现为类似支气管痉挛的临床特征，即 SpO₂ 急剧下降、潮气量降低和 Ppeak 升高。血流动力学反应表现不一，有的表现为低血压和心动过缓，有的则为心动过速，这与既往报道一致。既往研究曾将反应类型与导管位置相关联，但由于本研究中关于具体导管节段的记录有限，未能对此进行评估。本研究发现事件更多发生在重复手术中，这提示可能存在患者特异性易感性、累积性手术刺激或反复眼动脉插管后的敏化现象。反复的机械刺激可能增加易感患者发生心肺反射的概率。既往研究提出这些事件可能是类似 TCR 或 ORR 的自主神经反射，但二者均不能完全解释本队列中观察到的多种心肺反应。关于 COVID-19 时期事件增加的原因，作者提出了多种可能解释。除了既往 SARS-CoV-2 感染的影响外，患者特征、手术技术、麻醉管理、术者经验、记录习惯以及其他未测量的混杂因素随时间的变化都可能促成这一关联。儿童 SARS-CoV-2 感染常无症状或呈亚临床表现，因此既往感染可能未被识别，从而增加围手术期风险评估的难度。新近证据还提示 COVID-19 后状态可能与儿童自主神经功能障碍有关，可能影响心血管和呼吸调节。然而，由于本队列缺乏个体 SARS-CoV-2 感染史的系统记录，这些机制仍属推测。

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部分符合条件病例因麻醉记录缺失而被排除；回顾性观察设计易受观察者间变异、抽样偏倚及临床干预阈值变化影响；术者经验仅基于研究期间内完成的手术量，可能不完全反映其真实累计经验；个体 SARS-CoV-2 感染史除常规术前活动性感染筛查外未能系统获得；事件数较少增加了模型过拟合风险并导致置信区间较宽；不同机构间手术技术、术者经验和围手术期管理的差异可能限制与既往研究的直接比较；以及由于回顾性观察设计，无法推断因果关系。

本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系统记录了视网膜母细胞瘤 IAC 术中严重心肺事件的发生率、临床特征和处理经验，并首次报告了 COVID-19 时期该事件发生率升高的现象。这一发现为围手术期风险识别和麻醉管理提供了重要警示。研究的亮点包括：明确了严重心肺事件在 COVID-19 期间及之后显著增加的时间趋势；描述了事件以支气管痉挛样呼吸改变为主的表现模式；证实了所有事件均可通过加深麻醉、手动通气和提高吸入氧浓度等措施成功控制，且无需中断手术；并提出 COVID-19 时期相关变化可能涉及既往 SARS-CoV-2 感染或自主神经功能改变等潜在机制。作者强调，该研究结果应被视为提出假设而非证实因果关系，未来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来进一步验证并明确其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