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一个病例报告性研究，发表于《Lymphology》期刊第55卷（2022年），第110页至第116页，题为“Iatrogenic Systemic Lymphedema Following Multiple Myeloma Treatment”，参与作者包括S. Radu、J. Wilson、A.K. Bagwell、G. Meyers和A.C. Nauta，所属机构为Oregon Health and Science University医学院通科外科、血液和肿瘤科、Knight Cancer Institute以及整形与重建外科。
该文聚焦于医源性（iatrogenic）系统性淋巴水肿（systemic lymphedema），这一病症的研究意义在于其严重的临床和生活限制性。淋巴水肿是一种以淋巴引流异常为特征的慢性疾病，分为原发性（primary）和继发性（secondary）类型。前者多由淋巴系统发育缺陷引起，通常累及双侧下肢，并呈现渐进性恶化，而后者通常由损伤引起，表现为更为局部化的症状。两种类型在病理生理机制和治疗方法上均存在重大差异。传统治疗方法以压缩疗法和保守疗法为主，但近年来，包括淋巴静脉吻合术（Lymphovenous Bypass，LVA）和带血管化淋巴结移植术（Vascularized Lymph Node Transfer，VLNT）在内的生理外科方法显示了对继发性淋巴水肿的更好疗效。
本文的核心是描述一例特殊病例：一个63岁的患者，因多发性骨髓瘤接受化疗而引发系统性淋巴水肿，且表现形式类似于原发性淋巴水肿。这一罕见病例揭示了化疗药物（lenalidomide和bortezomib等）在此病理发展中的潜在作用，并提出了系统性讨论。
病例为一名63岁男性，在接受包括lenalidomide和bortezomib在内的标准化疗方案后，罹患双侧下肢水肿（以左侧为主，右侧为次）。患者病史复杂，包括慢性疾病如哮喘、高血压、胃食管反流、睡眠呼吸暂停，以及外科手术史（双髋关节置换术、前列腺切除术及腰椎融合术等）。
在淋巴水肿专科门诊随访3个月中，患者接受综合治疗包括定制压缩穿戴、手动淋巴引流（manual lymphatic drainage）及相关教育，但病情发展迅速，未能控制症状。诊断检查显示，患者左下肢淋巴引流严重受限，而右下肢基本正常。具体影像学结果如下： - 淋巴显像（Lymphoscintigraphy）： 右下肢深层淋巴引流正常，左下肢显著受损，未见淋巴管显影，仅有左腹股沟单一淋巴结轻微显影。 - 动态吲哚菁绿淋巴显像（ICG Lymphography）： 右下肢为I期病变，左下肢进展至III至IV期。
以上结果支持了淋巴水肿诊断，并显示其发展速度异常。
尽管病变以左下肢为重，但为延缓右下肢的病情发展，患者选择右下肢淋巴静脉吻合术（LVA）。在全身麻醉下，手术定位并连接了一条淋巴管和毗邻静脉。术后患者无并发症，并报告了右下肢症状有所缓解，但客观指标如周径测量和生物阻抗结果显示改善有限。鉴于左下肢出现慢性DVT（深静脉血栓），进一步的手术或抽脂治疗被排除。
病例数据结合影像学、手术记录以及患者主观症状进行综合分析。相关化疗药物背景的研究和临床文献亦被用以评估病情潜在诱因。
通过病例研究与文献综述，作者提出以下几点观察与推测： 1. 药物作用与病理假设
化疗过程中，lenalidomide和bortezomib可能通过以下机制对淋巴系统造成损害： - Lenalidomide以其强效的免疫调节和抗血管生成作用显著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表达，尤其是VEGF-C，而VEGF-C是淋巴生成和重塑的关键因子。 - Bortezomib通过多种直接与间接机制抑制血管生成，并在一项小规模试验中被报告为可能引发II级淋巴水肿。
病情特征与发展
患者的医源性淋巴水肿具有以下书中未解特性：
潜在致病因素
患者较早的髋关节置换与DVT（深静脉血栓）事件可能影响了病变，但由于时间间隔和影像学无明显相关性，临床推断药物毒副作用是主要扣因。
作者通过案例的详细分析说明了lenalidomide和bortezomib可能导致系统性淋巴水肿，并提醒临床关注使用这些药物的患者可能罹患感染的高风险。这一研究可能对以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指导未来化疗药物相关副作用的机制研究及分子生物学探索，尤其是针对VEGF-C与淋巴系统重塑的关系。 - 推动临床实践的改进，为类似患者制定更精准的治疗与管理策略，发展个性化淋巴水肿评估工具。
亮点在于首次提出lenalidomide和bortezomib可能导致类似原发性的系统性淋巴水肿，揭示了药物机制与免疫调节、抗血管生成间的潜在联系。然而，由于单病例性质及影像和数据较为有限，尚需更多大样本研究和实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