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TL3介导的动脉粥样硬化血流诱导内皮细胞糖酵解

一、研究背景 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病理基础,其发生与血管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s, ECs)功能紊乱密切相关。血流动力学因素在动脉粥样硬化的区域选择性中起关键作用:振荡剪切应力(oscillatory shear stress, OS)(如血管分叉处)促进斑块形成,而脉动剪切应力(pulsatile shear stress, PS)(如直血管段)具有保护作用。近年研究发现,ECs在OS作用下会出现代谢重编程(metabolic reprogramming),表现为糖酵解(glycolysis)增强,但具体分子机制尚未阐明。 表观转录组学(epitranscriptomics)领域发现,RNA的m6A甲基化修饰(N6-methy...

Deep scStar: 利用深度学习从单细胞RNA测序和空间转录组数据中提取和增强表型相关特征

近年来,单细胞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scRNA-seq)与空间转录组学(spatial transcriptomics, ST)等前沿技术极大推动了生命科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其揭示了细胞异质性,提供了疾病、发育、免疫等重大领域的全新洞见。然而,大规模单细胞数据由于技术噪声强、批次效应(batch effects)复杂、生物信号多样且杂乱,使得“准确提取与增强与表型相关的特征”成为关键挑战之一。许多传统方法虽主攻降噪、整合,却可能同时削弱乃至丢失关键的表型决策信号,限制了研究者对疾病机制与细胞间互作的深入理解。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单细胞表型相关特征的识别对于阐明疾病进展、免疫应答、肿瘤耐药等问题至关重要。例如,在癌症免疫治疗、个体化诊疗中,能否准确识别那...

基于矩阵补全的集成学习提高微生物-疾病关联预测

学术背景与研究问题 微生物作为地球上最广泛存在的生命形式之一,与海洋、土壤以及人类自身均有密切关系。人体内约含有350万亿个微生物细胞(microbial cells),与人类健康、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测序技术与生物信息学的快速进步,大量研究聚焦于阐明人体微生态(microbiome)组成及其功能对健康产生的影响。例如,肠道菌群组成的变化能够影响机体免疫和疾病发生,肝脏代谢也被证实受肠道微生物调控,会通过降低能量消耗、促进脂肪沉积等促进代谢疾病发展。 尽管实验生物医学对微生物-疾病(microbe-disease)关联的揭示已做出巨大努力,但已被实验确定的疾病相关微生物数量仍十分有限,传统实验方法既耗时又高成本,因此亟需高效、精准的计算方法,用于筛查潜在的微生物-疾病关联。...

基于单细胞多组学数据集的拷贝数变异推断工具基准测试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肿瘤学和基因组研究领域,染色体拷贝数异常(Copy Number Alterations, CNAs)是导致癌症发生与进展的关键遗传变异类型。CNAs不仅决定了肿瘤的异质性,而且对早期肿瘤检测、肿瘤亚克隆(subclone)演化分析、耐药机制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检测拷贝数变异的方法主要依赖单细胞DNA测序(scDNA-seq),虽分辨率高,但受限于高昂成本及测序覆盖度低,难以在大规模、通量高的实际应用中广泛开展。 随着单细胞RNA测序(single-cell RNA sequencing, scRNA-seq)技术的普及与数据积累,研究者发现,基于scRNA-seq数据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反推出潜在的基因组拷贝数变化,这大大拓展了利用已有转录组数据挖掘基因组结构变异...

揭示癌症新的标志性特征:肿瘤神经浸润全景图谱研究学术报道

癌症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难题,具有复杂的发生发展机制。长期以来,肿瘤微环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TME)的免疫、炎症、血管生成等过程被广泛关注,被视为肿瘤生物学行为的重要决定因素。近年来,癌症神经科学(cancer neuroscience)成为新兴交叉领域,发现神经系统不仅通过神经介质、递质等调控肿瘤发展,还通过神经-肿瘤细胞的直接或间接互作影响肿瘤的生长、转移与侵袭。尽管诸如“外周神经侵犯(perineural invasion, PNI)”等神经相关现象已受到关注,但系统性量化和评价“神经浸润”在肿瘤疾病中的广泛性、分子特征和临床意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报道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科学背景展开,旨在深入探讨神经因素是否可作为肿瘤新标志性特征(cancer ha...

优化复杂形态性状表型的新方法显著提升遗传变异位点的发现力 —— 以人脸三维形态为例

一、学术背景与研究动因 近年来,基因型-表型(Genotype-Phenotype, G-P)关联分析已成为揭示复杂性状遗传基础的核心手段,尤其在人类面部、四肢、骨骼等多维结构性状的研究中获得了快速发展。传统上,G-P分析依赖简单、预设的人体解剖测量指标,或者采用诸如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等无监督降维技术,抽取如“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s)”“特征面(eigen-shapes)”等数据驱动特征。这些方法虽然流行,但并不一定能够选取真正携带丰富遗传信息、具有遗传生物学相关性的表型轴线。换言之,很多PCA得出的特征主轴,虽然能够涵盖大部分形态变异,却并未必在基因层面具备最大化的解释力,容易遗漏关键的遗传信号。 此外...